“双碳”时代，电力企业的战略新选择

新时代催生出新能源、新电力。党中央明确提出“深化电力体制改革，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这一重大决策部署既是“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的最新实践和发展，又是落实“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的必然选择，更是我国未来能源电力改革发展方向的根本指引和行动指南，必将在我国能源电力系统引发一场史无前例的战略性、全局性、革命性变革，特别是站在“两个百年”交汇的新的历史节点上，能源电力企业更加信心满怀、豪情万丈地吹响了高质量发展的冲锋号角，必然在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新征程中展现出更大的担当作为。对此，笔者认为能源电力企业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应当践行好以下“十大战略”。

绿色低碳战略

“3060”发展目标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也是我国向全世界的庄严承诺。根据权威部门统计，目前我国能源消费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占二氧化碳总排放量85%左右、占全部温室气体排放约70%上下，其中仅电力碳排放就占我国碳排放总量的近四成一。因此，要想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能源是主阵地，电力是主战场，企业是主推手。这要求能源电力企业必须全面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加快构建绿色低碳的新型电力体系，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在“双碳”宏伟目标的指引下，作为传统重工业领域的电力、石油、煤炭等能源电力企业既是我国碳排放的“大户”，也是降碳的重点户、“困难户”，必须切实担负起时代发展的历史责任，把践行绿色低碳战略作为重要抓手，争当绿色低碳发展赛道上的领跑者和领航人：

要加强顶层设计，强化系统思维，统筹谋划好碳达峰、碳中和的总路线图和时间表，从生产、流通、消费、基础设施、绿色技术、法律法规政策等方面作出系统部署安排，着力解决当前能源行业绿色发展的“痛点”和“堵点”，避免运动式“减碳”和一阵风“减排”，不搞“一刀切”、一窝端，稳步推动企业绿色低碳转型。

要加紧实施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动，下大力发展以可再生能源为代表的非化石能源，大力实施电能替代、煤改气，推动以电代煤、以电代油、以电代气，加快淘汰落后设备工艺，严控高耗能、高排放和过剩产能项目的投资，让可再生能源成为能源电力消费增量的主体，最终形成以清洁能源为主的能源消费格局。

要加速能源电力行业的深度脱碳，坚持节能优先、效率至上的方针，稳步推进火电领域的减排和碳回收综合利用，抓紧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重构能源的生产与消费格局。

要加快推进能源电力企业市场化改革，主动参与用能权、碳排放权、清洁电力等市场化交易，逐步形成主要由市场决定能源交易价格的机制，打通能源电力企业发展的快车道。

创新驱动战略

习总书记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当今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均把能源技术视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突破口，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国内外能源电力发展环境的新变化，能源电力企业必须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创新摆在企业发展更加核心和中心的位置，以创新驱动发展，以创新引领发展，通过技术创新、业务创新、模式创新、管理创新，全面提升创新能力和效率，为我国建设世界能源电力强国奠定强大的技术物质基础。

首先，要加强技术创新。重点围绕绿色洁净能源技术、四代核电技术及小型模块化反应堆、能源区域链、氢能与储能、5G与能源深度融合等领域，强化能源电力技术基础性研究，超前部署一批具有前瞻性、战略性和探索性的重大前沿技术，努力掌握一批具有自主产权的高技术能源电力装备的核心关键技术，从根本上解决“卡脖子”的问题，尽快摆脱受制于人的局面。

其次，要加强业务创新。在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好现有化石能源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先进核能、风电、太阳能等优势产业，加快培育氢能、储能、分布式能源、智慧综合能源等新兴产业，全力推进能源电力供应多元化、清洁化、无碳化。

再者，要加强模式创新。强化企业创新的主体地位，以国家重大能源电力科技攻关为核心，以能源电力央企为牵引，以广大的中小能源电力企业为集群，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培育形成一批具有较强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的能源电力科技头部企业和“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最后，要加强管理创新。全面推动能源电力科研体制机制改革，加大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改革试点，破除制约创新的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打通科技创新和企业发展、个人成长之间的“通道”，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环境，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释放巨大的发展潜能。

数字转型战略

这些年来，随着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不断发展，能源电力行业正在加速拥抱数字化，数据已成为企业的核心战略资源，尤其是2021年3月我国首次提出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这对我国能源电力系统而言无疑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变革，涉及源、网、荷、储等各个领域，新能源将逐渐成为能源供应主体，也意味着将能源电力的数字化转型提高到一个全新的高度。因此，数字化转型业已成为能源电力企业势必要爬过的“沟”和迈过的“坎”。

电力即算力，能源电力数字化转型已势不可挡，它是以数字化技术运用为起始点，聚焦“点、链、圈”，推动生产数字化、输电数字化、交易数字化，进而实现整个行业的全面数字化转型升级，最终达到生产、用能及服务的全新模式，带动整个产业链、价值链、信息链、供应链的深度变革，助力“赛道转换”、“跨界创新”，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与动力变革，打造能源生态系统的协同发展新格局，这是一种刀刃向内、但趋势不可违逆的时代潮流。

在生产环节，通过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微服务等技术，实现三维数字电厂、数字孪生、流程仿真、智能检测、智能预警，打造智慧电（工）厂、智慧工地、智能巡检，达到无人值班、少人值守、区域化检修等目标，帮助企业降本增效、提高运行效率。

在输送环节，通过实施新基建战略，实现信息基础设施与能源电力基础设施的深度融合与相互耦合，打造智能电网、柔性电网、坚强电网，重构新型能源基础设施的功能形态与价值形态，全面提升对能源电力的输送能力、监测能力和预维护能力。

在交易环节，通过数字技术赋能制度创新与能源金融创新，构建能源电力大数据中心和能源电力一张网、一朵云、一平台，打造数字能源、数字电力，不断开发新的交易品种，完善电力征信建设，实现电力交易市场、碳交易市场和能源数据市场的有机结合。

优势再造战略

经济要发展，能源需先行。能源电力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和经济发展的“先行官”，长期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处于先导地位。世界各国发展经验表明：国民经济每增长1％，能源电力需要相应增长1.3% ～1.5%，才能为国民经济其他行业稳步发展提供足够的动力。但随着我国能源电力供应得到明显改观，我国能源电力发展曾走过一段“低谷期”。当前我国能源电力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由满足基本供应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对能源电力的需求和能源电力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3060”目标正式提出，传统能源电力正加速退出历史舞台。因此，加快培育和大力发展可再生、新兴清洁能源，再造发展新优势，筑牢成长新动能，使其尽快成为先导性、支柱性产业，这是我国能源电力企业当前面临的一项重要而紧迫任务。

推动资源优势向资本优势转变。当代产业（实体）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资源资本化，而企业的资产结构和资源布局被视为未来能源电力企业面临的最大挑战。能源电力企业要从不计成本和代价地“跑马圈地”、盲目扩张的资源争夺中解脱出来，通过横向联合、纵向整合和专业化重组，以资本为纽带，以市场为载体，推动资源向优势主导企业集中，达到国有资本在更宽领域、更高层次、更大范围的优化配置，实现“二次创业”。

推动规模优势向协同优势转变。协同效应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能源电力企业要在立足现有产业规模优势、配套加工优势和先发优势的基础上，积极推进全产业链的配套集聚、集合发展，打造更加紧密的利益共同体，最大限度发挥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和信息链的协同效应，通过协同扩大生产规模、降低经营成本、提高经营效率，实现滚动发展。

推进产业优势向生态优势转变。产业结构的生态化是实现高效产出和资源环境的持续利用的最有效途径。能源电力企业要加大整合和优化传统的生产要素、经营方式和成长模式，依托头部和龙头企业实施壮链、强链、补链、延链等行动，切实推动产学研用、科工贸一体化和产融、产技、产信的深度融合，打造产业集群，健全产业生态，构建大产业格局，实现价值再造。

换道领跑战略

如前所述，能源电力系统对我国实现碳排放目标起决定性作用，电力是未来能源系统碳减排的主力军。因此，在碳中和约束下，减碳、降碳甚至无碳将是能源电力企业不得不做一道“必答题”，而非“选择题”，这需要能源电力企业及时切换“赛道”，支撑起我国能源电力未来发展的“四梁八柱”。

在未来能源上前瞻布局。要进一步加大核聚变等前沿能源技术的研究探索，研究开发出经济适用性的可控核聚变装置（即所谓的“人造太阳”），从终极上解决人类面临的能源危机问题。前不久，我国的人造太阳在1.2亿摄氏度的环境下，稳定运行了101秒，成功打破了世界纪录，将1亿摄氏度20秒的原纪录延长了5倍，成为距离可控核聚变装置实用化最近的国家。

在新兴能源上抢滩占先。近年来，氢能、可燃冰、页岩气等新兴能源崭露头角，在绿色清洁等方面优势越发突出，特别是氢能，有可能会成为新能源革命的“灰犀牛”。目前日本在氢能研究利用上独领风骚，握有70%以上的全球氢燃料汽车专利数量；美国在页岩气开发上一家独大，我国在可燃冰开采上走在前列。

在清洁能源上培土奠基。“十四五”期间，风光水核生等清洁能源将从产业扩张期步入成熟期，是今后我国能源电力转型的中流砥柱和难以拒绝的选择。要加快加紧清洁能源开发利用，更大幅度提升可再生能源的消费比重，预计到206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将占我国电力结构的近80%。

在传统能源上高位嫁接。大力实施煤电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工程，加快淘汰煤电等落后产能，加大煤改气、电能替代实施力度，加快碳捕获及封存技术的研究应用，全面推动“风光水火储一体化”和“源网荷储一体化”建设，以新带老，“增产不增排”，让传统能源迸发出“第二春”。

融合发展战略

“融于一体，合而为一”。产业融合是当下出现的一种产业新范式，特别是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迅猛发展，加快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了各产业间的相互渗透、趋于融合，产业融合早已成为全球化的大趋势，只有构建融合发展的新格局，才能唱响高质量发展的主旋律。在这方面，能源电力企业也不能例外，也在紧锣密鼓地开展产业融合，通过相互融合带动对传统产业的整合、改造和升级换代，打造新的业务增长极。

能信融合。即能源与信息的结合。除常说的智慧电厂、智能电网等外，最为典型的代表是华为的智慧矿山，也就是以数字化、信息化为前提和基础，对煤矿及其他矿山的生产、职业健康与安全、技术支持与后勤保障等进行主动感知、自动分析、快速处理，最终实现安全矿山、无人矿山、高效矿山、清洁矿山的建设。

能融融合。即能源与金融的结合。在这方面能源电力企业做已有很好的基础，几乎所有的能源电力央企和重要的省属能源国企都积极开展了产融结合，涉及包括财务公司、融资租赁、证券、保险、信托、基金、商业银行等金融全牌照业务，中石资本、国网英大等还顺利实现了上市，国家电投也正在筹划其旗下金融板块借壳上市。

跨界融合。即能源与其他产业的结合，包括能源与交通、制造业、市政、环保等产业的相互融合和跨界发展。当前，伴随着我国经济转型的推进和国际风云的变化，催生出一系列新的重大市场需求，各产业单打独斗已经难以满足新兴市场需求，能源电力企业也要借助跨界融合实现相互促进、共生发展。

军民融合。正如习总书记所说，“军民融合是国家战略，关乎国家安全和发展全局，既是兴国之举，又是强军之策”。军工产业具有天然的高科技属性，各国往往把最先进技术首先应用到军事领域，比如原子能和卫星导航等技术，而恰恰是这种最尖端的需求引领了科技进步，推动了产业发展与升级。能源电力企业要在军民融合上争当“排头兵”，双方合作的互补性很强，具有先天优势，且大有作为、空间广阔。

成本领先战略

能源革命和电力发展要讲“性价比”，算好“经济账”和“成本账”。受新冠疫情和国内宏观经济调控影响，全社会用电量出现增速放缓，同时新能源电费补贴取消，电煤价格“顶牛”不止，原材料价格和人力成本上涨，导致能源电力企业的生产成本、基建造价不断攀升，加上电力交易逐渐市场化，大大压缩了能源电力企业的利润空间，甚至出现亏损的局面。因此，能源电力企业必须牢固树立成本领先的经营思想，以低单位成本为客户和用户提供低价格的产品，以牢牢占据和赢得市场竞争的主动权。

成本领先战略是一种先发制人的战略，它要求企业通过有效途径降低成本费用，使企业的全部成本低于竞争对手的成本，甚至是在同行业中最低的成本，从而获取竞争优势的一种战略。需要说明一点的是，成本领先并不等同于价格最低，否则就会把自己推入无休止的“价格战”，它既伤害自己也可能让整个行业陷入“灾难”，这种情况在新能源竞价开发中已有较明显的表现。

成本优势是未来能源革命与新能源产业爆发“催化剂”，成本领先战略是能源电力企业赢得竞争优势的“必杀计”，它要求能源电力企业要树立全寿命周期管理、全过程控制、全员参与、勤俭节约的成本管理思想，并且能够给企业带来搭建竞争“防火墙”、获得讨价还价的能力、降低替代者或新进入者的威胁、保持领先竞争地位、高于行业平均利润水平等好处，这就要求能源电力企业要突破传统的成本管理方法，借助价值链、成本动因分析等方式，探索适合自己的行之有效成本管控模式。

需要指出的是，成本领先战略并不一定适合于所有的能源电力企业，因为该模式主要是建立在一定规模经济的基础之上的，只有获得的规模优势远高于竞争对手，才能有效整合相应的资源，从而获得一定的竞争优势。同时，成本领先战略还可以与集中化战略、差异化战略交互使用，往往取到“异曲同工”之妙。

国际优先战略

国际化是能源电力企业的“必修课”。中央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基于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内外环境变化而作出的重大战略抉择，但这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对开放水平和开放质量的更高要求。如果国际这一环缺失了，“双轮驱动”就变成“单轮运转”；能源电力企业如果不“走出去”，最多只会充当国内“带头大哥”，永远不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傲视群雄。

近些年来，在国家“走出去”战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大背景下，不少能源电力企业坚定不移地落实国际优先发展战略，更大范围开拓国际市场，积极抢占资源，努力适应竞争，国际化经营迈出坚实步伐并取得丰硕成果，国际经营指数和海外贡献度逐步提高，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能源电力企业日益成为我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竞争的主力军和“一带一路”投资建设的生力军。

这两年受到新冠疫情的冲击和国际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的影响，能源电力企业“走出去”必然会遇到更多的困难和更大的阻碍，但这更需要保持无比强大的战略定力，绝不能因此而有任何改变和动摇，“国际优先”应当是能源电力企业必须长期坚守的发展战略。因为要想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就必须到海外拓展生存发展空间，就必须在国际舞台上参与国际竞争，使“国际优先”真正成为拉动企业腾飞最坚强的翅膀。

习总书记在视频出席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提出：中国将大力支持发挥中国家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这给能源电力企业走出去提出了新课题和新要求。对此，能源电力企业更要进一步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整合两种资源，更加积极稳妥有序地开展国际优先发展战略，重点在新能源资源开发、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和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开展更高水平的对外合作，努力构建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和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战略接点，培育在新发展阶段激烈的国际国内市场竞争中不易被替代的关键竞争优势。

人才强企战略

“济济多士，乃成大业”。人才是企业最宝贵的资源，人才兴，则企业旺；人才乏，则企业亡。一个企业要想在未来更高层次、更高水平、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主动权、赢得优势，必须依靠人才来引领和支撑；一个企业要想真正肩负起党和国家赋予的历史重任，必须把人才工作摆到更加突出的战略地位。因此，能源电力企业要想得到更大更好地发展，一定要把人才资源作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在新起点上全面实施人才强企战略，加快培育和造就一支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的优秀人才队伍，为建设世界一流企业提供坚强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

国以才而立，企因才而兴。能源电力作为知识、技术、资本密集型行业，需要各种各样、门类齐全、风格各异的一大批专业人才。一个企业的人才厚度决定着这个企业成长的高度，拥有一大批高水平、高素质的优秀人才就是企业实力的最好标志。谁能够培养、吸引和用好人才，谁就能在激烈市场中掌握竞争的主动、赢得制胜的关键。

实施人才强企首先是选好人、会用人。要想干成大事业，须先学会用人之道。一个企业领导最重要的任务并不是事必躬亲，而是选贤任能。人选得好，事半功倍，企业自然发展得好；人选不好，事倍功半，企业自然发展得差。尤其是要懂得用人之长、容人之短、识人之异，让“专业人干专业事”、把合适的员工放在合适的岗位上，既要知人善用、用人不疑，也要坦诚相待、不拘一格，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聪明才智。

实施人才强还要育好人、留住人。有了人才不培养，等于放弃了企业成长；有了人才留不住，相当于给别人培养。所以说，有了人才并不会直接产生“人才红利”，关键在于要建立健全科学的人才激励机制，营造“亲”“清”的用人环境，搭建干事创业的大平台，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价值、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让人才进得来、留得住、干得好，能够安心、甘心、舒心地为企业贡献才智、施展才华、建功立业。

党建引领战略

企业成功源自战略正确，战略格局源自政治站位。能源电力企业大多是国有骨干企业，被称为“共和国的长子”，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重要支柱作用，必须牢牢把握政治站位与发展战略的辩证统一，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强化党建的战略引领，铸造国企的“根”和“魂”，以高质量的党建引领高质量的发展，这是我国国有企业的独特优势。

要构建大党建的工作格局。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思想优势、组织优势和群众优势，坚持党在国有企业的领导和中心地位不动摇，真正实现党建工作与企业生产经营、文化建设、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和企业干部队伍建设的高度融合，为企业发展增添动力，为企业生产加薪添柴，为企业经营保驾护航，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企业的发展优势和核心竞争力。

要强化党的领导核心作用。认真贯彻两个“一以贯之”的要求，坚持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相统一，坚持国有资本投到哪里、党的建设就跟进到哪里的原则，围绕履行好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职责，不断改革和完善能源电力企业重大事项决策管理与运行机制，确保党组织意图在企业重大决策中得到充分体现，进一步增强党的领导力、凝聚力、号召力、战斗力。

要筑牢大监督的工作体系。严格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政治责任，对腐败始终采取“零容忍”态度，充分发挥纪检监察、巡视、党群、财务、审计、法律等部门机构的监督作用，重视发挥同级相互制约作用，强化纪检监察监督主责，完善深化巡视巡察制度，压实业务部门监管职责，打造上下联动、立体化监督的网络，保持高压威慑态势，形成强大监督合力。

要培育风清气正企业文化。先进的企业文化是企业持续发展的精神支柱和动力源泉。党建和企业文化虽是两个不同概念，但二者在服务对象和方向目标是一致的。推动党建与文化融合，通过“大党建”承载大文化，既要通过党的领导保证企业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提供强大的思想动力；又要通过党建引领企业改革发展这一政治优势，激发企业文化这一动力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