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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多种因素影响下，全球供应链格局发生了诸多变化，对国际工程承包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未来，应充分把握全球供应链变局带来的机遇，有效应对可能带来的挑战，推动国际工程承包业务健康发展。

全球供应链发展新态势对国际工程承包的影响

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抬头、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特别是中美经贸摩擦、新冠疫情以及俄乌冲突等突发性事件，对全球供应链发展造成了巨大冲击。导致全球供应链格局呈现出5大变化态势，对国际工程承包业务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一、供应链格局从全球分工向区域内集聚转变，有望持续释放国际工程承包市场潜力

近几年，超大型自由贸易协定成为推动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主要力量。《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美加墨协定》以及《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协定》等超大型自由贸易协定签署和实施，一方面降低了区域内关税水平，实施了诸多贸易投资便利化措施，促进了区域内贸易和投资发展。

另一方面，也采取一系列高标准、排他性的措施，构筑了对区域外贸易和投资的壁垒。在这些超大型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推动下，区域经贸规则正在对全球经贸合作的发展方向产生深刻影响，并推动全球供应链呈现出区域化集聚的发展态势。

区域经贸合作的迅速发展，有助于提升区域内各国基建市场开放程度，为区域内基础设施投资合作带来新的机遇。在中国对外工程承包企业业务量较为集中的地区，区域经贸合作将推动区域内供应链重构，而供应链的重构将缩短物流距离、提高市场供需的匹配度，使国际工程承包业务的效率大幅提升。我国大型对外工程承包企业国际竞争力较强，在美国《工程新闻记录》（ENR）2022年发布的全球最大250家国际承包商排名中，中国有79家，其中 4家企业入围前 10强。因此，区域经贸合作加强也有利于进一步提升我国对外工程承包企业的竞争力。

二、全球供应链布局从集中化向多元化、近岸化、本土化转变将增强供应链不稳定性，可能影响国际工程承包业务持续发展

一是当前主要国家纷纷调整对外经济政策，更加强调国家安全、供应链弹性和关键供应自主，以提高供应链的韧性和灵活性。

受中美经贸摩擦和新冠疫情等因素影响，发达经济体出于供应链安全自主可控的考虑，开始着手重建本土供应链，同时加强供应链风险审查，提出了近岸外包、友岸外包的口号，推动供应链多元弹性布局。发展中经济体也强调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加强国内配套，提高国产化率，实施进口替代等，力争嵌入全球供应链。

二是跨国公司的投资策略也逐步从注重效率的“及时供应”模式转向强调风险的“以防万一”模式。

伴随新冠疫情、苏伊士运河大堵塞、俄乌冲突等扰乱全球供应链的“黑天鹅”事件频发，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出于供应链安全、稳定的考虑，开始收缩全球供应链，将原先被拆散分布到不同国家、不同企业生产的工序和环节，逐步回缩到一个国家或若干近邻的国家进行集中生产。同时，通过增加供应商数量，调整供应链布局，实现多元化采购，降低供应链风险。

三是俄乌冲突进一步增添了全球供应链变数。

俄罗斯和乌克兰是世界农产品、能源、工业原料的重要生产国和出口国。俄乌冲突的影响通过全球供应链传导，加剧了重点产业、关键能源及粮食等领域全球供应链断裂风险。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制裁，造成全球市场的剧烈反应，黄金、石油、天然气、农产品等价格一路飙升，进一步加重了全球通胀的压力，也使全球供应链发展增添了新变数。

全球供应链加速调整、供应链不稳定和安全形势日趋严峻，对国际工程承包业务发展产生了两方面不利影响。

一方面，国际工程相关供应链中断风险上升。新冠疫情和地缘政治冲突持续冲击全球供应链，可能导致国际工程承包的产品和服务供应中断。一方面，国际物流不畅、运价高企和原材料价格暴涨，导致工程货物出口发运面临较大困难，国际工程承包企业需要的机械设备、建筑材料等供应短缺，严重影响企业业务开展。

全球新冠疫情持续和国内散点爆发，导致人员外派难、回国难问题突出，也影响了企业海外业务的开展。

此外，受新冠疫情以及俄乌冲突等影响，国内外金融机构暂缓或大幅减少对国际基建项目的贷款，一批项目被停贷、断贷，导致部分项目现金流“断流”，企业经营性风险大幅上升。

另一方面，重点国家开展国际工程承包业务的风险增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我国对外承包工程市场中占据50%以上的份额，新冠疫情、地缘政治冲突对这些国家影响较大。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和经济风险加大，加之在金融、保险和法律等方面与项目工程需求之间存在结构性匹配难题，“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工程承包项目发展受限。

三、全球供应链要素偏好向数字化驱动转变，将推动国际“新基建”市场迅速增长

长期以来，全球产业转移主要受劳动力、土地、资本等传统要素驱动，更低的成本、更大的利润空间是影响供应链布局的主要因素。近年来，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数据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正在驱动全球供应链重塑，以劳动力偏好驱动的全球供应链发展逻辑正在改变。从当前的情况看，数字技术的运用有效提升了生产效率和智能化水平，降低了对劳动力要素的依赖，增强了供给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敏捷度，对全球供应链的构成、特征和布局都将产生深远影响。

在数字经济以及供应链数字化转型的推动下，“新基建”成为各国经济刺激计划的重点。发达国家制定了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重点领域实施计划，部分发展中国家也加大了新型基础设施投资，这意味着，在智慧交通、智慧城市等领域将有更多的国际工程项目投资机会。同时，随着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快速发展，工程建设企业与技术类、制造类和服务类企业将有更多机会广泛开展合作，这不仅将促进工程建设企业自身的数字化转型，也有望给行业发展带来更多的新机遇和新模式。

四、全球供应链模式从粗放高碳向绿色低碳转变，将推动绿色基建领域的投资合作

当前，随着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日益突出，“碳中和”已成为一个全球性话题。目前，全球已有超过120个国家提出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和愿景。全球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将加快投资、生产、消费以及产业链、供应链的重塑，推动全球供应链不同领域、不同环节加速向绿色低碳转变。

在这一趋势影响下，绿色基建正成为国际基础设施投资与合作的重点领域，世界范围内绿色基建进入繁荣发展期。全球基础设施中心2021年基建监测报告显示，私营部门参与的绿色基建项目金额从2014年的 580亿美元攀升到2020年的870亿美元。但总体看，目前绿色基建的发展水平仍然存在较大差距。

从实现《巴黎协定》2050年全球范围内“碳中和”的目标出发，未来绿色基建市场空间广阔，投资合作仍有较大潜力。

五、全球供应链竞争从市场化竞争向政治权力角逐转变，可能导致国际工程承包项目风险增大、企业业务拓展受限

近年来，各国对供应链控制权的争夺日益激烈，全球供应链受到非经济因素的影响程度不断加大，供应链的权力竞争已超越全球经济分工合作范畴。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美国政府进一步延续“遏制中国”的战略目标。由于前期 “市场化 ”措施尚未达到 “供应链回流”预期，美国政府将供应链与经济安全、地缘政治、意识形态三者挂钩，利用“政治化”手段，通过组建遏制同盟、培育分化力量等手段达到阻碍我发展进程、维护其霸权地位的目的。如美国陆续构建了美英澳三方机制、美日澳印四边机制、印太经济框架、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芯片四方联盟、美日澳蓝点网络和矿产安全伙伴关系等合作机制。可以看到，无论是友岸外包还是组建各种“朋友圈”，背后都反映了美国正在努力拉拢拥有共同价值观的所谓“友好国家”，推动供应链去中国化。

随着美国联合盟友及伙伴国家推动供应链去中国化，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企业将面临发达国家市场进一步压缩、发展中国家市场竞争加剧的 “双重挤压”。如美国《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案》和欧盟“连接欧洲设施”计划，凸显出基建领域的强化内部合作趋势，可能会进一步压缩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企业在发达国家的市场空间。同时，美国和欧盟通过“B3W”和“全球联通欧洲”等方案，强调价值观、高标准和市场化导向，提出与“志同道合”的伙伴合作。一方面，可能导致国际工程市场出现排斥中国公司的现象，使企业面临更高的安全审查、合规风险和舆情风险。另一方面，欧美等国家出于地缘政治的考量，也会对三方合作造成干扰，影响我企业与一些跨国企业在第三方市场合作开展工程承包项目。

应对建议

一、多措并举畅通国际工程供应链

针对国际工程供应链中断的问题，聚焦不同的供应链环节，采取有效措施，畅通国际工程供应链。

在国际物流方面，积极协调国际班轮公司加大运力和集装箱的供给，加强与国际货运班列沿线国家沟通协调，协助企业解决机械设备、建筑材料等供应、进出口通关等问题。

在人员外派方面，优化外派人员出入境管理，鼓励各地和企业通过商务包机出海等形式，为中方员工出入境提供便利措施。

在工程融资方面，对国别债务风险进行综合评估，根据不同国家债务状况和项目融资方式分类施策，推动融资模式多元化。通过组成银团等方式，加强与欧美银行及国际性开发银行等境外金融机构的合作，为企业提供综合性的金融服务方案。

二、实施国际工程规则标准提升战略

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实施国际工程供应链规则标准提升战略。一是加强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间实现标准领域的对接合作，着力推动互认互通。

二是依托RCEP区域贸易协定，充分利用原产地规则、关税减让承诺、投资负面清单等开放承诺，拓展亚太区域承包工程市场。三是与东道国或是第三国企业开展形式多样的合作，构建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实现合作共赢，有效应对全球供应链重构态势。四是积极参与全球基建标准制定，推动形成以我国为主的国际标准，防范国际层面的技术遏制与隐性壁垒。

三、强化“一带一路”国际工程风险防控能力

统筹发展和安全，强化国际工程项目研判和风险防范。一是在国家层面，推动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形成应对国际风险的共同体。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建立风险防控协调和合作机制，共同应对全球供应链中断、金融冲击等各类风险。

二是在地方政府层面，探索建立境外项目风险的全天候预警评估综合服务平台。全面分析、评估东道国的政治、法律、经济、社会等各种风险，构建多维风险管控体系，及时预警、定期评估，强化国际工程项目风险管控和安全保障。

三是在企业层面，推动国际工程企业健全风险防控体系。支持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施项目前开展全面系统的风险评估，制定完善灵活的风险应对预案，确保人员和资产安全。四、提升国际工程供应链数字化、绿色化水平一方面，顺应全球新基建发展趋势，支持对外承包工程企业加大技术研发投入，将新基建与传统基础设施建设相结合，积极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智慧交通、智慧建筑等项目建设。支持国际工程承包企业与技术类、制造类和服务类企业深入合作，推动建设、运营、服务等环节智能化、数字化，提升企业竞争力。另一方面，践行ESG理念，支持国际工程行业加强对零碳和负碳技术的研发部署，强化碳捕获、碳封存等技术手段在国际工程承包项目中的应用，引导企业实现脱碳和供应链绿色化发展。

（本文作者系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