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爆炸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未来

撒哈拉以南非洲已经成为最具发展潜力的地区之一。在过去二十多年间，非洲凤凰涅槃式的经济增长被一些专家视为被媒体严重低估的一个奇迹。在推动这个发展浪潮的各种要素当中，非洲相对年轻的人口被视为一个关键要素，为非洲的增长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但是任何优势都有其代价，人口红利不太被关注的另一面是，人口爆炸有可能会成为非洲长远发展的阻碍。

危机

非洲的人口问题与世界上大部分其它地区面临不同甚至是相反的情形。以欧美发达国家和东亚经济体为代表，世界上大部分地区面临老龄化甚至人口萎缩。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撒哈拉以南非洲面临的却是人口爆炸问题。下图显示的是联合国《2022世界人口前景》报告中的数据。

如图所示，在2022到2050之间，全球人口增长的一半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到本世纪末，非洲人口将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最引人注目的是该地区的增长速度。2019年，该地区人口数量的全球占比为14%。到2021年，该地区人口数已经超过欧洲北美，2055年后预计将超过东亚和东南亚，而后者此前排名第一，但将于2033年左右开始呈现下滑趋势，并于2036年左右被南亚中亚国家超越。到2068年左右，撒哈拉非洲将超越南亚中亚国家，位居全球第一。

尽管经济增长快速，该地区依旧面临严重发展问题，一半以上的国家人居GDP只有1135美元。除非保持长期高速经济增长率，能够跑赢人口增长率，否则人口膨胀意味着收入的下滑。但经济增长显然很难跑赢人口增长。如下图显示，过去十年间，非洲的GDP增长率尽管保持较高的水平，但总体上趋于缓和，意味着在这场博弈中很可能会输给人口生育率。人口膨胀并非简单地稀释人均GDP，阻碍生活水平的改善。除非市场能够快速增长以容纳足够多的劳动力，否则太多的年轻人意味着就业压力的增加和社会动荡的可能性。这个问题在其它地区特别是中东、中美洲等地区已经充分地展现出来。

人口膨胀的另外一个后果是对生态造成的压力。撒哈拉以南非洲是世界上生态最脆弱的地区之一，气候变迁、水土破坏等生态问题在这个地区都格外严重。人口过度增长意味着更多的生态压力，远非新能源、高科技等应对措施可以轻易解决。

增长率VS生育率

既然经济增长率难以跑赢人口生育率，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应对之策显然应该是在提高增长率的同时控制人口出生率。但同样显然的是，这是一个极为艰难的任务。经过过去几十年的努力，该地区的超高生育率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但在全球范围内依旧遥遥领先。目前，该地区的平均生育率为4.45（每一名55岁以下妇女生育的平均数），但像尼日尔、乍得、索马里、刚果金等国家依旧超过6。这些数据的严重性在全球比较的视野中尤其醒目。

相比之下，世界上其它地区的出生率要低得多。如下图所示，太平洋岛国的出生率为3.14，其后是中东北非为2.81，南亚中亚为2.25，拉丁美洲1.84。其余几个地区包括澳大利亚、东亚东南亚、欧美，只有1.5左右。目前生育率最低的国家是韩国，仅为0.78。在欧美国家当中，美国一直是生育率较高的国家。但在2034年，美国65岁以上人口将首次超过18岁以下人口，意味着老龄化的加剧。

如何能让该地区的生育率尽早降低到接近于其它地区，如图所示，保持在2左右，并非易事。人口出生率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目前为止，很多努力被用在推广避孕措施上面，但是总体情况难以令人满意。大部分这些地区的国家的避孕措施使用率低于30%，只有少数国家例如马拉维达到80%以上。研究表明，使用避孕措施受制于多重因素的制约，并非易事。研究显示，妇女的年龄、教育程度、收入水平都会对妇女的避孕选择产生影响——年龄较大、受教育程度较高、经济较为独立的女性更倾向于选择避孕。

但也有研究发现，教育程度较低的女性同样有着强烈的避孕意愿，尽管她们未必能够获得避孕措施。这其实很好理解。相比于那些教育程度高的女性，教育程度较低的女性同样甚至更渴望少受生育之苦，因为生育数量总是与家庭负担成正向关联，而这些妇女通常比教育程度高的女性承担更多的生育负担。现实当中，这些教育程度较低的妇女生育率偏高的一个很重要因素应该是家庭和社会环境对她们形成的生育压力。换言之，女性的不平等地位迫使她们成为生育工具，即使避孕措施摆在眼前也不太可能使用。

同样，女性教育被普遍视为解放妇女从而减少生育率的有效渠道。教育程度高的女性具有较高的避孕意识和意愿，这一点不难理解。但这里的一个逻辑陷阱是，那些有能力获得教育机会——特别是高等教育，被认为在影响生育率方面最为显著——的女性，面临的来自家庭和社会的生育压力本身就很小。既然他们的父母兄长能够允许并且有能力资助她们接受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就不太可能强迫她们守在家中成为生育机器。换言之，这些妇女能够少生孩子和她们能够获得较好的教育机会——同样也包括经济独立——都是结果而非原因。

那么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当然是经济增长。

政府责任

一个简单明了的道理是：贫穷导致多生。这些社会当中国家福利保护制度普遍缺失，这对于那些低收入人群而言尤其残酷。生儿育女成为他们家庭保障机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高婴儿死亡率助推了生育率，但在国家福利和经济条件的制约之下，多生孩子是这些家庭非常理性的选择。人们通常把发达国家低生育率归结为生育成本压力的结果。例如，韩国0.78的低生育率被认为源于该国昂贵的教育和生活负担。但这样的论断只能适用于同样发展水平的国家之间的比较。对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贫困家庭来说，这些成本有限，不足以成为解释变量。他们相对于韩国人而言更缺乏的是经济安全，因为他们需要承担全部成本。

在低收入家庭中，高生育率也是家庭分工的必然结果。低收入人群通常需要更多的时间精力花在工作上，有时甚至花费大量时间寻找工作。男性们照顾家庭的时间极为有限，并非全然源于社会习俗。毋宁说，这种看似缺乏家庭责任感的社会习俗具有强烈的经济根源。由此不难理解，女性的经济和社会从属地位以及教育机会的缺失其实都源于一个简单的经济制约条件：她们必须要承担几乎全部的家庭劳动以供男性在外打工。这是家庭分工的要求。当市场不足以让一个家庭在经济上获得安全时，所谓妇女解放就是一个空洞洞口号，她们的命运已经注定与生育捆绑在一起。

经济增长乏力导致生育需求增加，而生育旺盛又会——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经济增长，至少抵消生活水平的提高。这样说似乎陷入到一种“增长缓慢->人口增加->增长缓慢->人口增加”的循环逻辑当中。但是此处试图强调的是，政府可以，也必须，扮演关键角色来打破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面临的增长困境。

政府必须在发展过程中承担起应有的责任，提供福利保护，激发市场潜能，让那些社会等级当中地位卑微、处境艰难的人群提供基本社会保障安全网，让他们——包括他们当中的女性——成为市场参与者，同时实现提高增长率和降低生育率两个目标。这样的论断似乎显得过于不切实际——这些一贫如洗、似乎从来以独裁和腐败著称的政府怎么可能为国民提供这些福利？事实是，对于这些地区的贫困人口而言，基本福利保护的成本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么高。

巴西在卢拉于2003-2010年执政期内推行“零饥饿”和“家庭补助金”等民生计划，使巴西贫困人口减少一半以上，同时在就业、教育、卫生、住房、社会治安和贫富悬殊等社会问题上都有斐然成绩。而巴西并非孤例。规模小的国家也更容易做到。对于那些无法做到这一点的政府来说，真正的问题是责任和意愿的缺乏。反观历史，二战结束后的很多年内，大部分这些非洲国家拥有基本福利制度，尽管在公平分配和充分供给方面差强人意。

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当时也并非如今天人们的刻板印象中那样不堪。在1960年，南非和津巴布韦，两个当时发展较好的非洲国家，人均GDP分别为978美元和464美元，而亚洲的韩国和泰国同年的数据分别是315美元和255美元，分别约为前者的三分之一和一半。到2007年，情况发生戏剧性逆转，南非和津巴布韦分别为11307美元和2449美元，韩国和泰国则分别为24950美元和10303美元，分别为前者的2.2倍和4.2倍。

这种逆转如何发生以及这些社会保障制度如何在非洲消失或衰败，难以简单概括，但值得强调的是，这些国家曾经有能力承担对自己国民的责任，如今也同样可以如此。在非洲市场蓬勃发展的今天，这种可能性比过去更为明显，事实上很多地区国家已经开始再次逆转，利用新的全球市场来推动经济转型，并积极为国民提供必要的福利保护。对于国际社会来说，对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和人民保持一些必要的信心和耐心，给予他们更多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政治空间和时间，提供更多的投资，会比同情、怜悯、国际援助等等来的更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