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不仅关系着全球能源转型目标能否顺利实现，而且决定着未来大国实力消长和兴衰更替。为抢占未来科技和经济发展的制高点，全球可再生能源领域的竞争博弈日趋激烈。

本文将从全球可再生能源发展趋势和增长预期、各主要经济体频繁出台的支持政策和贸易措施、以及中美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博弈等三方面进行阐述，以期对全球能源领域的竞争趋势有一个初步了解。

全球可再生能源增长预期不断提高

以太阳能为主导的全球可再生能源市场将迅猛增长。俄乌冲突引发的全球能源危机为可再生能源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动力。多国强化可再生能源政策支持，化石燃料价格上涨，太阳能和风能发电项目大量上马，推动全球可再生能源行业迅速发展。国际能源署（IEA）发布的《可再生能源2022》报告称，2022～2027年（预测期），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将增长2400GW，比此前5年增长85%，比2021年IEA年度报告预测值高出近30%，且可再生能源将在未来5年占全球电力产能扩张的九成以上。到2025年，可再生能源将超过煤炭，成为全球最大的发电来源。预测期内，全球太阳能光伏累计发电容量将增加近2倍、1500GW，到2026年将超过天然气，到2027年将超过煤炭；同时，预计将有超过570GW的新增陆上风电容量投入运营。

IEA发布的《可再生能源市场更新》报告称，2023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容量预计将飙升107GW至440GW，达到有史以来的最大绝对增幅。其中，太阳能光伏仍是全球可再生能源产能扩张的主要来源，其新增装机容量将占2023年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容量的2/3；2024年，太阳能光伏市场将持续增长，装机容量预计将达310GW，同比增长7%。IEA最新发布的《世界能源展望2023》报告指出，到2030年，全球电动汽车的数量将是现在的近10倍；可再生能源在全球电力结构中的份额将从目前的约30%升至近50%；新建海上风电项目的投资规模将是新建燃煤和燃气发电厂的3倍。

可再生能源及电动汽车将引领全球清洁能源投资增长。IEA发布的《全球能源投资2023》报告显示，到2023年，全球能源投资将达到约2.8万亿美元。其中超过1.7万亿美元将用于清洁能源，包括可再生能源、核能、电网、存储、低排放燃料、电气化等，同比增速达7.6%。以太阳能为首的可再生能源以及电动汽车将引领2023年全球清洁能源投资增长。预计到2023年，全球太阳能投资将超10亿美元/天（全年累计为3800亿美元），且将首次超过石油行业投资；对电动汽车的投资自2021年以来增长了1倍以上，到2023年将达1300亿美元。

彭博新能源财经（Bloomberg NEF）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前6个月，全球可再生能源新增投资猛增至3580亿美元，较上年初增长22%，创历史新高。其中，太阳能是关键驱动力，2023年上半年的投资额为2390亿美元，占同期可再生能源投资额的2/3，同比增长43%；风电投资额为940亿美元，同比下降8%。

能源世界正进入清洁能源技术制造的新时代。IEA发布的《能源技术展望2023》报告称，能源世界正处于新工业时代——清洁能源技术制造时代的早期阶段。21世纪初期处于起步阶段的太阳能和风能以及电动汽车和电池等行业如今已迅速发展成为庞大的制造体系。目前，世界各国正在大力扩大清洁能源技术制造，其目标是推进净零转型、加强能源安全和参与新的全球能源经济竞争。如果各国全面履行其宣布的能源和气候承诺，到2030年，清洁能源制造业相关工作岗位将从目前的600万个增加1倍以上，达到近1400万个，其中一半以上与电动汽车、太阳能光伏、风能和热泵相关。

各国政策频出 全球可再生能源领域竞争日趋激烈

随着全球可再生能源快速发展，主要经济体纷纷采取行动，将气候、能源安全和产业政策纳入更广泛的经济战略中。无论是美国的《通胀削减法案》、欧盟的RE Power EU能源计划，还是日本的绿色转型计划，亦或印度鼓励太阳能光伏和电池制造的生产关联激励计划，无一不显示出政府对清洁能源的支持力度。

美国：高度重视能源发展，充分利用经济和法律等手段，为新能源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战略和政策保障。2005年签署《国家能源政策法》，2007年出台《美国能源独立及安全法》，2009年发布《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和《美国清洁能源和安全法案》，2015年《清洁电力计划》，2020年《国家清洁氢能战略和路线图》，2021年《两党基础设施法案》和《迈向2050年净零排放的长期战略》，2022年8月通过《通胀削减法案》。其中，《通胀削减法案》尤为引人瞩目，法案涉及总金额7390亿美元，其中计划拨款约3700亿美元，主要用于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计划，重点补贴和扶持清洁能源制造业。

欧盟：大力发展能源产业，尤其是俄乌冲突引发的能源危机，加速了欧洲清洁能源的转型步伐。2006年发布《欧盟未来三年能源政策行动计划》，2008年《气候行动和可再生能源一揽子计划》，2011年《2050能源路线图》，2014年《2030气候与能源政策框架》，2019年《欧洲绿色协议》，2020年《欧盟氢能战略》，2021年《欧洲气候法》，2022年《欧洲廉价、安全、可持续能源联合行动》和RE Power EU能源计划，2023年《净零工业法案》和《可再生能源指令》。其中，RE Power EU能源计划涉及未来五年内高达2100亿欧元（约合2210亿美元）投资规模，包括增加可再生能源和液化天然气进口，降低能源需求，从而达到减少对俄罗斯能源依赖、加快转向绿色能源目的。

日本：围绕“减排”和“零排”两大目标，重点发展以氢能、核能为核心的清洁能源战略。2010年出台《气候变暖对策基本法案》，2014年《能源基本计划》，2020年《革新环节技术创新战略》和《2050年碳中和绿色增长战略》，2021年《第六次能源基本计划》和《战略能源计划》，2022年《全球变暖对策推进法》修正案，2023年《核聚变能源开发战略》。

印度：制定了一系列法规和政策来支持能源发展。如，2005年颁布了国家可再生能源政策，设定了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目标，并出台了相应的财政和税收优惠政策；2021年2月，推出一项价值45亿美元的生产关联激励计划（PLI），旨在补贴国内太阳能组件制造商，并提高其全球市场竞争力；2022年6月，印度发布PLI，旨在建设先进化学电池制造设施，为电动汽车供应动力电池，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除通过大量法规和政策支持本土新能源产业发展之外，美国、欧盟、印度等国家和地区还通过为本土企业减税和向进口产品增加关税等措施，加大培育本国（地区）新能源产业链制造能力。如，2022年2月，美国将即将到期的光伏电池与组件保障措施（201条款）的关税措施延长4年；为确保充足的发电能力，美国宣布从2022年6月起豁免从越南、马来西亚、泰国和柬埔寨进口的光伏产品关税。同年4月，印度开始对进口太阳能组件征收40%的基本关税，对电池征收25%的基本关税。根据IEA发布的《太阳能光伏全球供应链》特别报告的统计数据，自2011年以来，仅针对太阳能光伏产品征收的反倾销、反补贴和进口税数量总计达113项，从2011年的仅1项进口税（巴西）增至2022年的16项关税和进口税（另有8项正在调查中）。

英国《经济学人》刊文指出，2023年，将有更多国家介入能源市场，以确保多元化供应并增加投资。具体而言，短期内，将加大针对传统化石能源的投资，以确保能源供应安全；同时，采取长期措施，调整国家主导的产业政策，加速可再生能源发展。

特别关注中美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博弈

中国可再生能源的制造能力和规模实力不断增强，已处世界领先地位。IEA和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EIA）的分析显示，中国在可再生能源制造能力方面的领先优势比欧佩克国家在石油方面的领先优势大得多，欧佩克的13个独立国家控制着全球石油产量的40%左右，而中国生产超过50%的锂和镍，以及大约70%的钴，从而将中国的领先地位扩大到了上游。

IEA预计，中国将在2022年至2027年安装全球新增可再生能源发电容量的近一半，且将提前5年实现2030年风能和太阳能光伏发电总量1200GW的目标；中国目前已投资超过500亿美元建设新的光伏供应能力，是欧洲的10倍，且在整个太阳能光伏价值链上创造了逾30万个制造业就业岗位；到2025年，全球将几乎完全依赖中国来供应太阳能电池板生产的关键原材料，而根据在建产能，中国在全球多晶硅、硅锭和硅片产量中的份额将很快达到近95%；到2024年，中国将交付全球近70%的新建海上风电项目、超过60%的陆上风电项目以及50%的太阳能光伏项目；对于风能、电池、电解槽、太阳能电池板和热泵等大规模制造技术，中国均占据主导地位；关键矿产是清洁能源技术供应链中极其重要的一环，而大多数已宣布的关键矿物加工和精炼项目都将位于中国，如中国占已公布的到2030年新增铜产能的80%，并在已公布的电池用关键金属精炼产能中占据主导地位（钴占95%，锂和镍约占60%）……

正确认识和对待中美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博弈。中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超然的世界地位引起了美国的警觉。一方面中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主导地位不断强化，另一方面拜登政府想要加速美国的低碳转型，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国家安全威胁，这促使中美不断加强可再生能源领域博弈，以找到平衡点。

布鲁金斯学会分析认为，在气候变化与能源转型上，美国和中国面临抉择，到底是为促进低碳转型创造合作空间，还是为了战略竞争而脱钩。盲目的相互依赖会造成能源安全风险，而公开的脱钩会减缓绿色低碳技术的部署实施，并危及全球气候议程。在见证了半导体行业的破坏性脱钩之后，中美两国在地缘政治推动下做出有关可再生能源制造决策之前，必须权衡成本和收益。美中两国需要战略性地划定竞争边限，并预留合作空间，以避免有害竞争。如果没有战略远见，可再生能源产业很容易成为继半导体之后大国竞争的“下一个受害者”。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曾表示，美国正在“利用《通胀削减法案》，建立一个植根于北美的供应链，并构建一个可延伸到欧洲、日本和其他地方的清洁能源制造生态系统。”而美国重建能源供应链的最主要目的无疑是为了摆脱对中国的依赖。可以预见，中美在能源领域的“竞争性合作”关系或将成为常态，平衡好能源领域的合作与战略竞争不仅对双边关系，而且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都是至关重要的。

结语

随着可再生能源技术的不断创新和进步，世界各国对能源转型的共识已逐渐形成，可再生能源将成为未来全球能源发展的主导力量，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做出积极贡献。在当前俄乌冲突、哈以冲突背景下，能源安全问题越发突出，发展可再生能源产业的紧迫性再次提升，各主要经济体纷纷采取行动，将气候、能源安全和产业政策纳入更广泛的经济战略和国家安全范畴中，全球可再生能源领域的竞争也随之加速，并成为大国博弈的重要领域。中国和美国作为全球最重要的两大经济体，双方间的博弈对全球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极其重要，在全球共同面对的生存与发展问题面前，通过利益优先、脱钩断链的方式是不可取的，而应以“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价值理念，共同面对问题、解决问题，因为“全球可再生能源转型并不取决于谁建造了更多的制造能力，而是取决于地球能以多快的速度减少其碳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