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国际关系丨利比亚冲突背景下伊朗的利比亚政策

受突尼斯政局突变等影响，2011年初利比亚国内冲突爆发，北约乘机进行军事干涉，支持利比亚反政府武装推翻卡扎菲政权。此后，利比亚冲突持续至今。利比亚冲突初期，伊朗对利比亚采取了支持反政府抗议活动、反对卡扎菲政权的镇压活动的政策立场，同时反对北约的军事干涉。其原因是：伊朗将利比亚反政府抗议活动定性为“伊斯兰觉醒”，且进入21世纪以来伊朗同卡扎菲政权的关系出现新矛盾；伊朗认为北约的军事干涉是非法的，且伊朗一贯反对美国对中东国家的任何干涉。卡扎菲政权倒台后，伊朗对利比亚采取了不介入政策。在利比亚东西部对立当局形成后，伊朗对利比亚采取了总体中立但略微偏向西部势力的政策立场。伊朗采取不介入和相对中立政策的原因在于：卡扎菲倒台后，利比亚政局并没有按照伊朗所预期的方向发展；利比亚不是伊朗外交的重点国家；利比亚东西对立势力的外部支持力量势均力敌且均与伊朗关系复杂。

关键词

利比亚冲突；伊朗外交；伊朗的利比亚政策

作者简介

岳汉景，博士，上海政法学院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正文

2011年爆发的利比亚冲突已持续十余年，对地区和平与稳定及国际能源安全均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尽管国际社会做了多方面努力，但冲突至今仍未见尽头。伊朗是中东地区大国，其对外政策深刻影响地区安全。学界对利比亚冲突背景下伊朗的利比亚政策的探讨总体不多。伊亚科沃斯·阿尔哈多夫（Iakovos Alhadeff）重点探讨了伊朗与卡扎菲时期利比亚的复杂关系，但相关研究并未涉及2016年之后伊朗与利比亚的关系。巴纳夫谢·凯努什（Banafsheh Keynoush）的成果对伊朗与利比亚关系进行了专门讨论，但其中一些观点，如关于伊朗与利比亚西部当局关系的判断，因无事实材料支撑而值得商榷。埃斯拉·奥库穆什（Esra Okumuş）对比分析了伊朗和土耳其对也门冲突和利比亚冲突的政策，其中对伊朗在利比亚冲突中的政策的分析，内容较为丰富且不乏有价值的观点和事实材料，但是没有对政策的阶段性特征进行归纳分析，个别论断之间存在矛盾。

鉴于此，本文以既有研究为基础，主要利用归纳法与演绎法探讨利比亚冲突背景下伊朗对利比亚的政策及其原因，通过考察利比亚冲突背景下伊朗的利比亚政策，旨在深化学界对伊朗外交的总体认识，阐释利比亚冲突长期持续的原因，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寻求解决利比亚冲突的有效路径提供些许参考。

一、利比亚冲突的演进

内外矛盾交织推动了利比亚冲突的爆发与演进，这些矛盾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特征及表现，从而使利比亚冲突表现出阶段性特点。

（一）利比亚冲突的爆发与卡扎菲政权倒台

2011年1月中旬，利比亚国内爆发小规模反政府抗议活动。至2月中旬，抗议活动蔓延到全国多地，部分示威者开始要求卡扎菲下台。其间，美欧大力支持利比亚国内反卡扎菲政府叛乱，单独对利比亚实施制裁，并推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制裁利比亚的1970号决议。2月27日，在美欧推动下，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National Transitional Council）成立，负责管理反对派控制下的地区。3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由法国、美国、英国、黎巴嫩提交的决议草案，形成了第1973号决议，授权北约及其海湾合作委员会中的盟友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北约借机对利比亚进行军事干预，主要行动目标是推翻卡扎菲政府。美英法的空袭无视保护平民安全的指令，攻击对象往往包含大量卡扎菲的支持者。

卡扎菲政府随后宣布停火，但战斗和轰炸仍在继续。2011年，8月，叛军占领的黎波里，而卡扎菲逃脱了追捕。9月16日，全国过渡委员会被联合国承认为利比亚的法定代表，取代卡扎菲政府。10月20日，卡扎菲在苏尔特被捕并被击毙。全国过渡委员会宣布“利比亚解放”，战争于2011年10月23日正式结束。

（二）利比亚东西对立当局的形成及第二次内战

第一次内战之后，利比亚在建立一个有效的政府方面举步维艰。2012年7月，利比亚国民议会（General National Congress, GNC）选举举行，全国过渡委员会在一个月后将权力移交给它。临时国民议会的任期于2014年2月7日结束，但其成员于2013年底单方面投票延长了其任期，这引发了广泛的抗议活动甚至暴乱。2014年2月14日，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高级军官哈利法·哈夫塔尔（Khalifa Haftar）将军下令国民议会解散，并呼吁成立一个看守政府委员会来监督新的选举。然而，哈夫塔尔的行为遭到国民议会的无视。3月底，国民议会通过选举法，将选举产生新的临时立法机构——国民代表大会（Council of Deputies或House of Representatives），以取代自身，但相关选举并未展开。

2014年5月16日，哈夫塔尔发动代号为“尊严行动”（Operation Dignity）的军事行动，这被认为是利比亚第二次内战的开始。哈夫塔尔领导的利比亚国民军（Libyan National Army, LNA）向支持国民议会的伊斯兰民兵发起攻击，最激烈的战斗发生在班加西。三天后，的黎波里发生激烈交火。事件发生后，与国民议会有联系的当局提议举行新的选举，后于6月25日选出了新一届国民代表大会成员。但是，国民议会中的部分政客对选举结果提出异议，指责国民代表大会被卡扎菲旧部控制，并表示继续支持国民议会。新成立的国民代表大会和国民议会之间的权力斗争很快演变成暴力冲突。7月13日，支持前国民议会的几个团体和民兵发起代号为“利比亚黎明”（Libyan Dawn）的军事行动，宣布支持国民议会和当时的政府。8月，国民议会重新召开会议，投票决定自己取代国民代表大会。8月底，“利比亚黎明”行动部队控制的黎波里，迫使国民代表大会和以阿卜杜拉·萨尼（Abdullah al-Thani）为首的政府迁往托布鲁克（Tobruk），而与国民议会有关的奥马尔·哈西（Omar al-Hassi）政府在伊斯兰民兵和穆斯林兄弟会的支持下驻守的黎波里。国民代表大会随后与哈夫塔尔的部队结盟，并任命他为陆军司令。11月6日，由国民议会主导的最高法院宣布国民代表大会解散，但此举不被国民代表大会所接受。由此，利比亚分别以东部托布鲁克和西部的黎波里为中心，形成了两个对立的当局，双方有各自的议会、民兵、中央银行和其他行政机构。

2015年1月16日，国民代表大会和国民议会同意停火。12月17日，来自两个敌对政府的代表在摩洛哥斯基拉特（Skhirat）签署了由联合国支持的和平协议即《利比亚政治协议》（Libyan Political Agreement）。根据该协议，双方决定成立民族团结政府（Government of National Accord, GNA），在过渡期间，国家的立法权将由国民代表大会行使。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得到联合国的承认，但未得到国民代表大会的支持。国民代表大会继续支持萨尼在贝达（Al-Bayda）的政府。尽管如此，民族团结政府作为利比亚唯一被联合国承认的政府仍持续运作。2017年12月17日，哈夫塔尔将军宣布《利比亚政治协议》无效。

2019年4月，哈夫塔尔领导的利比亚国民军向利西部发起武力进攻，试图从民族团结政府手中夺取的黎波里，但以失败告终。2020年10月，利比亚主要冲突方在联合国的调停下达成停火协议；11月，冲突方就创建临时政府和举行总统和议会选举达成路线图，规定于2021年12月24日举行选举。利比亚第二次内战结束。

（三）第二次内战结束后利比亚冲突的新发展

2021年初，联合国任命的利比亚政治对话论坛（Libyan Political Dialogue Forum, LPDF）成员和国民代表大会批准组建民族统一政府（Government of National Unity, GNU），以取代民族团结政府，授权任期至选举或2022年6月。2021年3月，即将离任的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总理法耶兹·萨拉杰（Fayez al-Sarraj）正式将权力移交给新的临时行政当局民族统一政府。此后，联合国利比亚支助特派团（U.N. Support Mission in Libya, UNSMIL）促成了利比亚政治对话论坛成员、国民代表大会和作为咨询代表机构的高级国务委员会（High Council of State）之间的讨论，试图为原定的议会和总统选举建立宪法和法律基础。然而，关于候选人标准以及宪法和法律问题的争议导致选举无限期推迟。

在选举推迟之后，利比亚各派间的政治争斗加剧。利比亚国民军和相互竞争的利比亚西部民兵仍然是强大的安全参与者，具有不同的政治目标和影响力。2022年2月，国民代表大会批准民族团结政府前内政部长法特希·巴沙加（Fathi Bashaga）为候任总理，并在3月批准了巴沙加提出的内阁。对此，民族统一政府领导人阿卜杜勒·哈米德·德贝巴（Abdelhamid Dabaiba）表示反对，并保持对首都的控制。这样，利比亚再度出现两个对立当局。2022年6月，联合国秘书长特别顾问斯蒂芬妮·威廉姆斯（Stephanie Williams）主持会谈，就选举的宪法基础达成部分协议，但关键分歧仍未解决。

二、利比亚冲突初期伊朗的利比亚政策

利比亚冲突初期即所谓的利比亚第一次内战时期，利比亚冲突的主要矛盾是卡扎菲政府同国内反政府力量之间的矛盾，北约的军事介入迅速逆转了双方的力量对比，卡扎菲政权很快被推翻。这种特殊的矛盾状况，也使得该时期伊朗对利比亚实施了引人注目的政策。

（一）支持利比亚反卡扎菲抗议活动

利比亚冲突初期，利比亚民众以及部分极端主义团体对卡扎菲政权的抗议活动在遭到当局武力压制后，逐渐发展成为内战。利比亚的反政府非暴力和暴力活动不同程度地受到外部力量的声援和支持。伊朗对利比亚反对卡扎菲政府的活动给予了一定支持。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2011年3月21日伊朗新年（诺鲁孜节）致辞中说：“伊朗完全谴责利比亚政府反对其人民的行为、对人民的杀戮和压力。”伊朗国家人权委员会（Iran’s National Human Rights Committee）谴责利比亚政府对其被压迫和手无寸铁的人民采取的野蛮和不人道的行为，并对受害者和伤者表示同情。

伊朗的支持并不限于口头上，还有切实的行动。伊朗前外交部长阿里·阿克巴尔·萨利希（Ali Akbar Salehi）证实，德黑兰与卡扎菲政权的反对派秘密建立了密切关系，并支持他们推翻利比亚领导人的努力。此外，伊朗与利比亚穆斯林兄弟会有长期接触。伊朗约132名议员曾签署过一份声明，欢迎卡扎菲下台。在的黎波里陷落之前，伊朗“谨慎地”向利比亚反对派提供过人道主义援助，包括向班加西运送了三四批食品和医疗物资。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主席穆斯塔法·阿卜杜勒·贾利勒（Mustafa Abdel Jalil）为此致信感谢伊朗时任总统内贾德站在他们一边并提供帮助。

的黎波里被反对卡扎菲政权的武装团体攻陷后，伊朗外长萨利希致电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主席阿卜杜勒·贾利勒，祝贺利比亚穆斯林民众的胜利，表达强化双边关系的愿望，特地邀请他访问伊朗。2011年9月，伊朗宣布其正式承认利比亚过渡委员会。而对于卡扎菲的死亡，伊朗官方却予以欢呼，认为是“伟大的胜利”。

（二）反对北约军事干涉利比亚冲突

伊朗虽然支持利比亚国内反卡扎菲政府的活动，批评卡扎菲政府的相关压制行动，但是伊朗高层更明确地反对北约对利比亚冲突进行军事干涉。在2011年伊朗新年讲话中，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指责美国及其盟友军事干预利比亚的动机是觊觎对利比亚的石油，强调“美国及其西方盟国声称，它们希望通过实施军事行动或进入利比亚来保护人民……你们不是来保卫人民的，你们是来找利比亚石油的”。

时任伊朗总统内贾德则表示，“一些欧洲国家和美国对该地区国家的干预增加了人们的担忧，使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内贾德还同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通电话，谴责美欧的双重标准，批评“西方国家在巴林和利比亚采取的双重标准行动，以及它们对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对无辜巴勒斯坦人的暴行保持沉默，显示了它们在世界上的矛盾表现”。

时任伊朗议会议长阿里·拉里贾尼（Ali Larijani）称“西方，尤其是美国，过去曾用民主和人权口号欺骗人们，但现在很明显，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石油和企业的利益”，严厉谴责美欧的双重标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联军正在寻求一种新的殖民主义形式。伊朗一家与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报纸发表社论，指出“解决利比亚危机的最佳选择是人民运动的继续和坚持不懈，以及在不向这个国家派遣军事远征的情况下向卡扎菲政权施压。这样，利比亚人民就可以在没有外国干预的情况下决定自己的命运”。

（三）伊朗支持利比亚反政府活动、反对北约军事干涉的原因

在支持利比亚反政府活动方面，伊朗同北约的立场一致，同时伊朗也反对北约对利比亚的军事干涉。

1. 伊朗支持利比亚反卡扎菲抗议活动的原因

伊朗支持利比亚反卡扎菲抗的议活动既与伊朗政权同卡扎菲政权的关系有关，也与伊朗对阿拉伯世界民众抗议的宏大叙事话语即“伊斯兰觉醒”（Islamic Awakening）有关。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前，伊朗同美国关系密切，而利比亚则持反西方的立场，这导致当时伊朗同利比亚的关系较冷。伊斯兰革命后，伊朗政权的反美意识形态为其改善与利比亚的关系奠定了基础，两国对西方世界具有相似的看法，且当时利比亚的卡扎菲政权同海湾阿拉伯国家关系不睦。伊朗和利比亚关系的转折点出现在两伊战争期间，当时利比亚不顾来自西方要求孤立伊朗的压力，向伊朗伸出援手。在战争期间，利比亚和叙利亚是伊朗为数极少的中东盟友。

但是，两国间也存在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1978年8月31日，出生于伊朗、后来成为黎巴嫩什叶派主要神职人员的穆萨·萨德尔（Musa al-Sadr）在对利比亚进行正式访问的过程中，连同两个同伴突然失踪。对此，利比亚官方并没有给出合理解释。该事件对伊朗同利比亚卡扎菲政权的关系产生了一定负面影响。至2011年3月，据萨德尔家人推测，这位宗教领袖可能还活着并被关押在利比亚。这一说法在德黑兰谴责卡扎菲镇压反对派的行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时至今日，穆萨·萨德尔失踪事件依然是伊朗与利比亚关系中的焦点问题之一。

进入21世纪之后，尽管伊朗同卡扎菲政权在政治、经济上开展了一定的合作，但合作并不深入。与此同时，伊朗同卡扎菲政权的关系出现了一系列新问题。2003年卡扎菲政权宣布弃核，这使其改善了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但同时也负向影响了利比亚同伊朗的关系。

利比亚与法国与核合作计划成为伊朗与卡扎菲政权关系中的难题。2007年，卡扎菲同时任法国总统萨科齐达成协议，法国将在利比亚建造一座核电站。法国是海湾阿拉伯国家的重要盟友，但与伊朗的关系却充满荆棘。该协议达成后，利比亚将开始需要进口北非国家的铀矿石以推动计划实施，而这些国家的铀矿石一直是伊朗需要的。

卡扎菲政权同伊朗在非洲最强大的盟友苏丹之间的关系长期处于紧张状态，这也是禁锢伊朗同卡扎菲政权发展关系的一个问题。卡扎菲曾支持苏丹的基督徒和非阿拉伯分离主义者，反对苏丹北部的阿拉伯伊斯兰主义者。苏丹的石油位于南部地区（今南苏丹），而阿拉伯人口主要分布于苏丹北部。苏丹分离主义者在2011年获得独立，苏丹被分裂为苏丹和南苏丹，阿拉伯人口控制着北部地区，而该国的石油则由南苏丹的非阿拉伯人口控制。只要苏丹的阿拉伯人从红海的苏丹港出口石油，他们就和同样从红海出口石油的沙特之间存在紧张关系。苏丹分裂后，（北）苏丹不但无石油可以出口，反而对沙特的石油形成依赖，使得苏丹同沙特的关系大为改善。可以说，卡扎菲在伊朗失去其在非洲的主要盟友苏丹方面发挥了作用。

卡扎菲和伊朗之间的另一个问题是，卡扎菲与主要由伊朗扶持的黎巴嫩什叶派真主党关系非常糟糕。真主党势力在苏丹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其与苏丹一起支持利比亚的伊斯兰主义者。卡扎菲支持黎巴嫩的左翼恐怖分子对抗真主党。苏丹、真主党和卡塔尔的特种部队是第一批踏足利比亚支持利比亚叛军的部队。

伊朗对利比亚反卡扎菲政权抗议活动的支持与其对阿拉伯地区发生的民众抗议活动的认知话语和立场也有重要关联。虽然西方许多人对始于2010年12月的中东变局持谨慎乐观态度，认为这是民主化的标志，但“伊朗的外交政策植根于伊斯兰假设”，伊朗称赞阿拉伯国家发生的社会变革性事件是建立在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基础上的“伊斯兰觉醒”。从伊朗的角度来看，阿拉伯地区的“起义”表明，由于亲美独裁政权被推翻，志同道合的伊斯兰政党上台，以及随之而来的阿拉伯世界不稳定带来的政治机会增加，伊朗在中东地区的权力和影响力正在上升。

“伊斯兰觉醒”一词在伊朗的政治话语中不是什么新鲜事物，通常被用来描述伊斯兰世界中伊斯兰身份和意识形态在当代的复兴。例如，2010年11月即突尼斯抗议活动爆发前一个月，哈梅内伊在对麦加朝觐者的年度讲话中表示，随着伊朗革命的胜利，“伊斯兰觉醒在当今世界的扩张是一个事实，预示着伊斯兰乌玛的光明未来”。此后不久，在2011年2月伊朗伊斯兰革命32周年之际，随着民众抗议活动在阿拉伯地区蔓延，哈梅内伊宣布：“今天在北非的埃及、突尼斯和其他国家发生的事件对伊朗民族具有另一种意义，一种特殊意义。这就是伊朗民族伟大革命胜利所创造的伊斯兰觉醒。”

伊朗的领导者至少在中东变局之初乐观地认为，抗议活动不仅为伊朗使用“伊斯兰觉醒”一词来描述这些动荡不安的政治事态提供了额外的理由，而且也为伊朗提供了一个机会，让它在作为伊斯兰世界先锋的地位上再次展示其革命资历。为了与自己的这种叙事话语和认知相对应，伊朗理应对反对卡扎菲政权的抗议活动予以支持。“哈梅内伊将这些动乱称为‘伊斯兰觉醒’，强调了伊朗革命和阿拉伯革命之间的相似之处。因此，哈梅内伊的目标是在伊朗和革命运动之间建立一种团结。”

2. 伊朗反对北约军事干涉利比亚冲突的原因

尽管伊朗支持反卡扎菲政权的民众抗议活动，但是伊朗却反对北约对利比亚的军事干涉。

首先，伊朗强调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反对西方推出的“保护的责任”等干涉话语体系。北约的军事干涉实际上并未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意在对利比亚进行政权更迭，以“输出民主”和维护西方霸权。伊朗认为，只有利比亚人民才有权决定本国命运。

其次，美欧在利比亚以武力政权更迭为手段的“民主输出”，与伊朗的“伊斯兰觉醒”话语相抵触，与伊朗“输出革命”相矛盾。如上所述，“伊斯兰觉醒”的提出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密切相关。阿拉伯国家“伊斯兰觉醒”被伊朗视为“输出革命”的重要成果。伊朗指责西方国家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是阻碍“伊斯兰觉醒”在北非国家蓬勃发展的一个因素。

最后，伊朗一贯反对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对中东地区的干涉。伊朗反对北约军事干涉利比亚是其一贯立场的表现。伊朗“毫不掩饰这样一个事实，即它反对对中东地区的任何军事干涉，即便这种干涉符合伊朗的利益。尽管萨达姆·侯赛因是伊朗在该地区的主要对手，伊朗仍然反对美国2003年入侵伊拉克。”伊朗把美国对该地区的任何军事干涉都看作对自身的重大威胁。“只要美国及其盟友试图通过政权更迭和影响力来加强美国的军事政治安全主导地位，伊朗就会进行干预。因为伊朗认为，美国对邻国的控制是控制伊朗的第一步。伊朗试图让美国及其盟友远离其边境，对抗它们的霸权，并努力将美国军队驱逐出中东。”除反对美国外，伊朗实际上也“反对西方在该地区的政策，它认为这是西方在伊斯兰地区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

三、卡扎菲政权倒台后伊朗的利比亚政策

卡扎菲政权倒台后，利比亚国内矛盾发生了新变化。从意识形态角度看，这种新矛盾表现为伊斯兰主义者同非伊斯兰主义者之间的矛盾。它们的相互斗争，加上外部对立国家的介入，使利比亚东西两部分形成了对立的权力中心，由此导致利比亚发生第二次内战。第二次内战的结束并没有消除这种矛盾，只是使矛盾双方力量对比更趋平衡。在这一背景下，伊朗的利比亚政策表现出新的特点。

（一）早期的不介入政策

伊朗对反卡扎菲政府的抗议及暴力活动予以一定支持，但在卡扎菲政权被推翻后的早期阶段，伊朗在利比亚问题上总体上采取不介入政策。这里“不介入”指伊朗对利比亚局势采取超脱态度，除就利比亚局势表达立场外，不在该国动用物质资源。

2011年9月16日，联合国承认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为利比亚的法定代表。此后不久，伊朗宣布其正式承认该过渡委员会。随后，利比亚继续陷入内乱，过渡委员会很快为国民议会所取代，但后者的合法性越来越遭到质疑。

2014年1月，伊朗第一副总统埃沙克·贾汉吉里（Eshaq Jahangiri）在利比亚独立日纪念日向利比亚政府和国家表示祝贺。在给利比亚总理阿里·扎伊丹（Ali Zeidan）的一封信中，贾汉吉里表示，“希望依靠两国官员为维护伊朗和利比亚国家的最高利益所做的认真努力，我们将看到德黑兰和的黎波里在所有领域的双边关系进一步加强”。

尽管如此，伊朗却并没有在经济、军事等方面介入利比亚事务。一名利比亚议员和前人权活动人士曾表示，伊朗对利比亚采取了无效的、不插手的做法。

（二） 利比亚东西对立格局的形成与伊朗的相对中立政策

2014年底，利比亚东西对立格局形成后，双方的政治当局都努力争取统治合法性，获得他国及重要国际组织的承认是努力的重点。这种情况下，伊朗对利比亚政策面临选边站队的问题，即应该支持（承认）哪一方。在这方面，伊朗采取了较为灵活的策略，在东西两派之间总体保持中立，在劝和促谈的同时努力不偏向任何一方。当然，这种中立是相对的，2020年之后伊朗开始略微偏向西部当局。伊朗的这种“相对中立政策”主要体现在其外交人员以下的相关言论中。

2015年2月，与“伊斯兰国”有关联的极端分子对伊朗驻的黎波里大使官邸实施炸弹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严厉谴责针对伊朗大使官邸的恐怖袭击，同时呼吁利比亚的政治对立方组建一个民族团结政府，以结束该国不断升级的混乱局面。伊朗高官表达的立场与联合国类似。但是，伊朗并没有因此采取帮助打击利比亚境内恐怖分子的行动。

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成立后，伊朗驻利比亚大使侯赛因·阿克巴里（Hussein Akbari）透露，伊朗尚未承认民族团结政府。阿克巴里在接受伊朗法尔斯通讯社采访时称，德黑兰已决定推迟承认民族团结政府为利比亚唯一合法政府，直到它获得总部设在托布鲁克的众议院的信任投票。伊朗向西部当局派驻大使表明，伊朗在行动上承认民族团结政府为利比亚唯一合法政府，但是在言语上不予承认。

2018年，伊朗对发生在班加西和的黎波里的恐怖袭击均进行了谴责。2018年1月，利比亚东部城市班加西发生连环爆炸，造成至少33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赫拉姆·卡塞米（Bahram Qassemi）谴责利比亚城市班加西发生的致命恐怖炸弹袭击事件，呼吁国际社会开展反恐行动。他指出，“打击肆无忌惮的恐怖主义需要全球共识和合作，尽管恐怖主义在该地区遭受了失败，但作为其暴力和邪恶行为的一部分，仍在继续杀害人民”。此后，伊朗对发生在利比亚西部的黎波里的恐怖袭击也发表了类似言论。同年12月，与“伊斯兰国”有关联的自杀式袭击者袭击了利比亚首都的外交部大楼，造成至少3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高级公务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卡塞米谴责这一恐怖袭击，并向遇难者家属表示同情，称“利比亚人民可以通过团结、辛勤工作和国家决心战胜恐怖主义的残余”。

伊朗主张尊重利比亚主权，敦促内部和解，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并支持国际社会在推动利比亚政治重建方面的努力。2020年6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穆萨维呼吁通过谈判解决利比亚危机，重申利比亚冲突没有军事解决办法。穆萨维在一份声明中指出，应尊重利比亚的统一和领土完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一直强调必须尊重利比亚人民在不受外国干涉的情况下决定自己政治命运的权利；实现利比亚稳定与平静的唯一途径是所有国家以及对该国发展有影响力的地区和国际行为体支持利比亚的政治进程，并在该国所有国内各方的参与下举行对话。这位发言人还表示支持国际社会为结束利比亚政治危机所做的努力，并强调有必要继续这些努力。

2020年10月，利比亚交战双方签署了一项在所有地区永久停火的协议，联合国称这项协议是“历史性成就”。2020年10月24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赛义德·哈提布扎德（Saeed Khatibzadeh）表示，伊朗反对任何干涉利比亚谈判进程的行为。哈提布扎德对利比亚冲突各方达成停火协议表示欢迎，表示希望停火能够持久，各方将信守承诺。哈提布扎德强调外部势力应停止对利比亚谈判进程的干预，重申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反对军事解决危机，并呼吁通过对话政治解决。

2021年2月初，联合国发起的谈判推动利比亚成立新的临时政府，伊朗对此表示欢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赛义德·哈提布扎德表示，希望临时政府为选举提供必要的条件，“我们希望利比亚临时政府将为在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没有外国人干预的基础上在这个国家建立稳定、安全和进步提供基础”。

2022年8月，利比亚西部的德贝巴政府和东部的巴沙加政府的支持者之间爆发严重的流血冲突。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纳赛尔·坎阿尼（Nasser Kan’ani）表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支持政治谈判与和平解决方案，以维护利比亚的国家统一、稳定和领土完整，并满足利比亚人民对利比亚发展和繁荣的正当要求。他对的黎波里最近发生的冲突深表关切，表示应立即停止战斗，以利比亚人民的利益和安全为基础，通过对话解决分歧。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呼吁所有交战各方保持克制，防止紧张局势升级，并要求各方将利比亚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

但是，媒体时有发布伊朗军事介入利比亚冲突的消息。据报道，2019年5月，伊朗向民族团结政府运送火箭弹，相关照片后来被黎波里民兵公布。这些火箭弹引发了人们对伊朗向民族团结政府提供军事支持的猜测。也有报道称，伊朗涉嫌向哈夫塔尔的军队提供武器。根据联合国专家的一份报告，德黑兰涉嫌向与利比亚的黎波里民族团结政府作战的武装分子提供重型武器。但是，联合国秘书处无法确定这种反坦克导弹是如何被转移到利比亚的。以色列指责伊朗违反制裁，并在2019年5月向古特雷斯提交了利比亚反坦克导弹的照片。就在几周后，伊朗写信给古特雷斯，“断然拒绝”以色列的说法，称其“完全没有根据”。

尽管伊朗在利比亚东西当局之间总体保持中立，但2020年6月后，伊朗开始偏向西部当局。2020年6月，时任伊朗外长穆罕默德·贾瓦德·扎里夫在访问土耳其期间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我们（伊朗）寻求政治解决利比亚危机，结束内战。我们支持利比亚的合法政府，它有能力结束正在进行的战争。我们同土方在如何结束利比亚和也门危机问题上有共同看法。”不久之后，伊朗最高领袖的军事和国防事务顾问向媒体透露，伊朗承认联合国承认的民族团结政府，德黑兰没有做与这一立场相矛盾的事情，强调“我们（伊朗）不在利比亚，我们不干涉利比亚问题。我们支持哈夫塔尔部队的说法是滑稽和荒谬的”。这种说法又与前述2016年伊朗驻利比亚大使关于不承认民族团结政府的说法相矛盾，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伊朗在总体中立的基础上开始略微偏向利比亚西部当局。

继2020年伊朗外长访问土耳其时的表态之后，进入2023年以来，伊朗进一步对西部当局有所偏向。3月12日，利比亚外交部长纳吉拉·曼古什（Najla Al-Mangoush）和伊朗驻利比亚大使穆罕默德·礼萨（Mohamed Reza）在的黎波里讨论了伊朗驻的黎波里大使馆恢复运作的安排问题。7月16日，伊朗学生通讯社（ISNA）援引伊朗驻利比亚外交代表团团长的话报道，伊朗驻利比亚大使馆已准备好提供领事服务。但是，伊朗对利比亚西部当局的承认意义有限，并没有改变其总体中立的政策。西部当局一直是被联合国及欧盟承认的，伊朗除承认外并没有给予西部当局军事及经济支持，其对利比亚政治进程的关注也主要体现于其外交部发言人的言语上。

（三）伊朗实施不介入及相对中立政策的原因

卡扎菲倒台后，伊朗对利比亚实施了不介入政策。2014年利比亚东西对立格局形成后，伊朗开始对利实施相对中立政策。

1. 伊朗对利比亚冲突早期不介入政策的原因

在卡扎菲政权倒台后的早期阶段，伊朗对利比亚执行不介入政策，其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首先，卡扎菲倒台后，利比亚政局并没有按照伊朗所预期的方向的发展。伊朗理解的“伊斯兰觉醒”事实上为北约国家的“民主输出”所取代，利比亚局势成为西方所谓“阿拉伯之春”的一部分。对伊朗而言，利比亚国内的“起义”仅是一场半途而废的革命，西方“劫持”了利比亚人民的革命运动。北约国家以联合国为工具，将利比亚的政治重建置于西方民主制度的框架内进行。这一方面减弱了伊朗介入利比亚的热情，另一方面制约了伊朗影响利比亚局势的措施。

其次，与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等国不同，利比亚本来就不是伊朗地区外交的重点。利比亚是逊尼派国家，伊朗与其在宗教上的密切程度相对不高。因此，利比亚不是伊朗通过外部平衡，即通过构建什叶派联盟体系应对美国、以色列等国威胁时所重点考虑的国家。卡扎菲政权倒台后，利比亚内乱及其长期化的前景又在更大程度上成为伊朗发展与该国关系的阻力。卡扎菲时期的利比亚是一个稳定的、正常的国家，伊朗愿意发展与该国的贸易和经济关系，部分原因在于这个非洲国家拥有漫长的地中海海岸，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以及许多非洲、阿拉伯、伊斯兰组织和诸多国际发展机构的成员资格。利比亚内乱使其拥有的自然禀赋和国际组织成员资格的效用大为降低。伊朗担心利比亚丰富的资源会被更强大的地方派别以及地区和国际大国夺走，这可能会破坏伊朗在这个非洲国家的任何投资。

当然，这一时期伊朗的不介入政策也与相互对立的外部势力对利比亚的介入有关。卡扎菲倒台后，外部势力对利比亚的介入，阻碍了利比亚重建，使该国东西地区各自形成了政治当局，促进并固化了该国的分裂。

2. 利比亚东西对立格局形成后伊朗执行相对中立政策的原因

利比亚东西对立格局形成后，伊朗对利比亚总体上实施相对中立政策，即努力做到既不偏向东部当局，也不偏向西部当局，不参与双方的斗争。相对中立政策一定程度上是伊朗此前不介入政策的延续，因而在实施的原因上也与不介入政策有很大的交集。当然，伊朗实施相对中立政策更多是因为利比亚东西当局对立和该国外部干涉力量形成对峙格局，这种外部干涉力量的对立局面使伊朗认为不介入利比亚乱局或保持中立更符合伊朗的利益需求。

利比亚冲突日益沦为一场代理人冲突。利比亚重要的地理位置、可观的石油储量、大量外逃难民，以及内战中的各种伊斯兰主义、自由主义和反伊斯兰主义运动，致使一些地区和国际行为体参与了利比亚冲突。一些地区及域外国家进行了干预，主要是为了遏制竞争对手的影响力。不仅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埃及、卡塔尔和阿联酋等中东国家干预该国未来局势发展，意大利和法国等欧洲国家也在其中发挥了作用，美国和俄罗斯也在不同程度上参与其中，甚至以色列也加入了支持利东部当局的行动中。自2011年以来，联合国一直在持续参与该国的政治过渡及重建，扮演了和平构建者的角色，但效果不彰。

卡扎菲倒台后，利比亚东西对立格局包含着意识形态的对立。西部的国民议会受到伊斯兰政党支持，东部的国民代表大会主要由自由派和反伊斯兰政党组成。支持利比亚西部当局的武装力量多为伊斯兰民兵和穆斯林兄弟会，支持东部当局的武装力量为哈夫塔尔领导的利比亚国民军。哈夫塔尔获得了多国支持，因为他声称自己正在消灭利比亚所有形式的伊斯兰组织，同时他又放过了萨拉菲派，以获得各种军事组织的支持。利比亚国民军当初发起“尊严行动”的借口就是打击伊斯兰极端势力。利比亚这种有着鲜明的意识形态对立特点的力量对抗形势的形成，为地区层面具有类似意识形态对立特点的对抗性力量介入利比亚冲突提供了重要动力。

为有效扩大地区影响力，土耳其埃尔多安政府在内政外交上都强调伊斯兰主义，对穆斯林兄弟会等中东地区伊斯兰主义组织给予支持。土耳其曾经大力支持埃及的穆尔西政府。2013年穆尔西领导的穆兄会政府被推翻后，埃尔多安政府对政变者予以强烈谴责。土耳其的这种伊斯兰主义外交引起埃及的极大不满，同时也使沙特、阿联酋等国感到不安。双方的这种意识形态斗争遂以利比亚为舞台，不断激化。2013年土耳其在突尼斯和埃及的影响力减弱后，利比亚获得了土耳其特殊的外交政策重点地位。

土耳其对利比亚的特别关注除意识形态因素外，更重要的是出于其同相关国家在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方面的利益竞争。围绕利比亚冲突的地方和地区竞争，以及围绕油气资源的地缘经济竞争，迫使土耳其重新调整其军事和国防战略。土耳其在利比亚和东地中海的军事行动凸显了其对对手采取的先发制人行动。2017年埃及、希腊、以色列、塞浦路斯发起“东地中海能源论坛”（East Mediterranean Energy Forum），得到美国、法国、意大利的支持。土耳其认为这是对自己的排挤与孤立行为，等同于对自己的“软遏制”（soft containment）。同时，利比亚西部当局也感觉到了孤立。在此情况下，2019年11月土耳其与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签署了地中海“海事管辖权”谅解备忘录，在地中海海域的海洋划界和能源开采上同埃及、希腊等国形成斗争态势。作为回应，2020年1月，埃及、希腊、以色列、塞浦路斯等国在原来的“东地中海能源论坛”基础上又建立了“东地中海天然气论坛”（East Mediterranean Gas Forum），扩大成员国规模，意大利、约旦、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也包括在内。土耳其和埃及等国在海洋权益上激烈斗争的同时，作为这种斗争的一部分，各自支持的利比亚东西当局也在进行着激烈战斗。无论是在物质还是地缘政治竞争方面，土耳其都将亲哈夫塔尔联盟的利比亚目标视为将土耳其排除在东地中海之外的更广泛战略的一部分。此外，土耳其与利比亚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和经济联系，土耳其希望保持这种联系。土耳其私营部门历来在利比亚有大量投资和项目。土耳其承包商和投资者不希望失去在利比亚的经济利益。所有这些因素都促使土耳其积极介入利比亚危机，通过军事顾问、军队、情报和空中支援来支持利比亚的民族团结政府。

与其他阿拉伯君主制国家不同，卡塔尔自“阿拉伯之春”爆发以来一直支持支持动荡国家的所谓“变革”力量。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网络是阿拉伯民众必不可少的媒体动员者，也是该地区激进变革进程的主要推动者，它接待了支持变革的阿拉伯知识分子，并传播支持变革的信息。卡塔尔是“少数几个阿拉伯国家之一，也是唯一一个阿拉伯君主制国家，在不同场合强调由于伊斯兰组织代表了广泛的阿拉伯公众，因此应该被纳入政治进程”。卡塔尔在利比亚冲突中的立场一定程度上由土耳其的地区利益决定的。卡塔尔和土耳其之间的密切关系可以追溯到奥斯曼帝国时期。2017年卡塔尔断交危机爆发后，卡塔尔在遭封锁期间依赖土耳其的军事支持对抗沙特领导的潜在军事进攻。与沙特和阿联酋同瓦哈比派、萨拉菲派等伊斯兰势力联系密切不同，卡塔尔支持穆斯林兄弟会。“激进的穆斯林兄弟会，是一个草根运动组织（grassroots movement），其政治纲领寻求将伊斯兰教教义与西方式议会民主的原则相结合，认为国家应拥有宪法、多个政党、自由选举制度、人权以及妇女和少数族裔的平等权利。”卡扎菲政权倒台后，卡塔尔和土耳其支持利比亚多位穆斯林兄弟会领导人。无论利比亚哪一方赢得最终胜利，卡塔尔的战略重点都是保持与土耳其的密切协调，并尽量使其与沙特领导的地区阵营的关系不会严重恶化。

埃及与利比亚共享超过1,100公里的边界。虽然卡扎菲的倒台对埃及塞西政府来说是受欢迎的事件，但在利比亚建立一个由穆斯林兄弟会支持的政府的前景一直是埃及无法接受的。塞西政府对穆斯林运动怀有深深的敌意，已宣布将穆斯林兄弟会列为“恐怖组织”。而利比亚的穆斯林兄弟会分支已经与利民族团结政府建立了密切联系。塞西总统表示担心，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中穆斯林兄弟会的力量会对埃及的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穆斯林兄弟会可能会利用利比亚与埃及的地理相邻性在埃及境内开展抵抗运动。土耳其对利比亚西部当局的支持，促使埃及开始更加深入地介入利比亚乱局。

同埃及一样，沙特和阿联酋不希望利比亚的穆兄会扩大政治影响力，不希望利比亚拥有一个以西方民主制度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政权。阿联酋等国试图将自己描绘成推动以温和伊斯兰对抗政治伊斯兰的国家。利比亚伊斯兰主义者的崛起为其在利比亚的军事行动提供了正当理由。土耳其与卡塔尔阵营支持逊尼派国家的所谓政治伊斯兰运动，沙特与阿联酋阵营认为这对其统治家族构成严重威胁。这促使它们将注意力转向利比亚。同时，作为重要的石油出口国，沙特和阿联酋实际上并不希望利比亚是个独立、稳定的国家。阿联酋和沙特支持埃及的塞西将军在2013年领导的军事政变，推翻了埃及历史上首位民选总统。因此，阿联酋试图通过选择援助哈夫塔尔，复制其埃及模式。一个亲阿联酋、石油资源丰富的利比亚可能会减轻阿联酋在埃及的沉重负担。与阿联酋相比，沙特阿拉伯在利比亚发挥的作用并不明显，更多是追随阿联酋，主要原因是沙特受困于由本国主导发动的在也门的军事行动。

埃及、阿联酋、沙特等国一直不承认利比亚西部当局的合法性，都视利比亚东部当局未该国的合法政府。2023年1月22日，阿拉伯国家联盟定期性的协商会议召开，会议的主办方为利比亚西部当局。在阿盟所有成员国中，只有5个国家按照预定规则派出外长，一些国家派出级别较低的特使，包括埃及、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在内的国家根本没有派遣特使。阿盟秘书长、埃及人艾哈迈德·阿布·盖特（Ahmed Aboul Gheit）也没有出席会议。

俄罗斯在利比亚的主要的目标是打击恐怖主义，获取经济利益及扩大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受这一目标驱使，尽管俄罗斯在军事上支持哈夫塔尔将军，但是它也同西部的民族团结政府保持良好关系。意大利直接干预利比亚，以缓解始于2015年以来的难民危机，支持与的黎波里民族团结政府有关联的民兵组织。法国采取了一项以反恐为重点的利比亚政策，日益依赖哈夫塔尔。法国对利比亚冲突的干预与其在马里、尼日尔和乍得的行动有关。然而，法国对哈夫塔尔的支持被曝光后，该国陷入尴尬境地，利比亚冲突的结束遥遥无期，法国的战略与当时正在进行的联合国推动的利比亚政治进程以及欧盟的总体立场相悖。卡扎菲政权倒台后，美国对利比亚局势卷入不深，它把处理利比亚问题时平衡“广泛的利益”，作为发展与其他美国伙伴“深厚而复杂关系”的一部分。

综上，支持利比亚东部当局的国家主要有埃及、阿联酋、沙特、法国、俄罗斯等国；支持西部当局的国家主要有土耳其、卡塔尔、意大利等国。土耳其的支持对利比亚西部当局的生存至关重要，向后者提供了军事设备和军事顾问。在2020年支持利西部当局的军事行动中，土耳其甚至派出本国军队参战。利比亚的内部冲突体现了埃及、阿联酋、沙特等国同土耳其、卡塔尔等国之间的矛盾与斗争。

伊朗与上述干涉利比亚冲突的外部力量的关系错综复杂，尽管对利比亚干涉的地区国家形成了对立的两派，但是两派中没有任何一方是伊朗的真正盟友，这促使伊朗选择了中立立场。

1979年埃及同以色列签署和平条约后，伊朗同埃及断绝了外交关系，至今仍未恢复。同时，埃及认为伊朗的军事扩张对阿拉伯地区构成安全威胁，并对此表示不满。但是埃及的塞西政府并不反对叙利亚巴沙尔政权。伊朗与沙特之间一直存在结构性矛盾。早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之前，伊朗和沙特就已成为地区对手，伊朗伊斯兰革命后，两国更是将对方视为旨在改变地区力量平衡的战略竞争对手。2016年初，在沙特驻德黑兰大使馆和沙特驻马什哈德领事馆遭到伊朗民众袭击后，沙特断绝了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多年来，两国在也门、黎巴嫩、叙利亚等国激烈斗争，但是自2021年以来两国在伊拉克、阿曼等国斡旋下开展了一系列会谈。2023年3月两国在中国的斡旋下于北京达成复交协议，但两国间主要矛盾尚未得到解决。伊朗同阿联酋经贸关系较为密切，大量伊朗商人在迪拜经营大型企业，在双边贸易关系和旅游业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迪拜在伊朗减弱西方的制裁压力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是，阿联酋与伊朗的关系龃龉不断，阿联酋把伊朗视为严重威胁。自1971年阿联酋从英国殖民统治下获得独立以来，两国就存在波斯湾岛屿（大通布岛、小通布岛、阿布穆萨岛）之争。两伊战争期间，阿联酋给予萨达姆政权资金支持。阿联酋是少数几个公开支持特朗普退出伊核协议的国家。但是，阿联酋也十分小心地不过分激怒伊朗，两国领导人在2021年和2022年曾讨论过抗疫合作及安全问题，2022年8月两国恢复中断了6年的大使级外交关系。

伊朗与土耳其关系复杂，两国地理相近，经贸关系密切，在应对库尔德问题上具有共同利益，但是伊朗同土耳其也存在矛盾。伊朗伊斯兰革命叙事以及伊朗在地区建立的什叶派联盟，一直是包括土耳其在内的逊尼派国家的隐忧。反过来，土耳其与西方结盟、北约成员国身份、世俗化程度较高、打造的土耳其模式，也被伊朗视为挑战。过去十余年间，伊朗和土耳其之间的竞争和相互怀疑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地缘政治特征：紧张局势不再仅仅是意识形态或伊朗与西方争端的副作用，而是现在可以被视为争夺地区影响力的竞争。伊拉克和叙利亚已经成为这场新竞争的主要战场，而中亚地区则是更新的竞争战场。2022年8月土耳其同伊朗的宿敌以色列恢复了外交关系，这让伊朗感到威胁。除阿曼外，卡塔尔是同伊朗关系最好的海湾国家。在卡塔尔遭到沙特阿拉伯、巴林、阿联酋和埃及的排斥，并于2017年遭到经济封锁后，伊朗迅速提供援助，向卡塔尔商业航班开放伊朗领空，从伊朗港口向多哈运送食品。然而，在军事和安全合作方面，卡塔尔更倾向于美国甚至土耳其而不是伊朗。美国中央司令部设在卡塔尔的乌代德基地，而伊朗宣布美国中央司令部为“恐怖组织”，作为对美国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的回应。尽管卡塔尔同伊朗没有领土纠纷，但是卡塔尔担心伊朗会侵犯它同伊朗共享的巨大天然气田的能源与经济利益。

在上述复杂背景下，沙特、埃及等国同土耳其等国在利比亚进行持续争斗符合伊朗的利益，伊朗因此在利比亚采取不介入和中立政策。2020年6月后，伊朗改变了先前的立场，表示承认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旨在换取土耳其在叙利亚问题上向伊朗做出某种妥协，以及遏制以色列在非洲拓展影响力。利比亚西部当局受到联合国承认，在诸多国际组织中代表利比亚，因此伊朗在政治上稍微偏向西部当局，可以在某些国际组织内的斗争中获得其支持。例如，2022年6月8日，由35个成员国组成的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以30票支持、两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自2020年6月以来第一个谴责伊朗的决议，西部当局代表的利比亚却是投下弃权票的三个成员国之一。

四、结语

利比亚冲突爆发后，中东多国及美欧国家对利比亚进行了干涉，不久便推翻了卡扎菲政权。卡扎菲倒台后，利比亚并没有迎来和平与安宁，而是陷入了持续的内乱，甚至上演了代理人战争。虽然近年来联合国作出了不懈努力，但是利比亚政治重建收效不大，东西部两个对立当局僵持不下，围绕合法性的争斗持续加剧。在利比亚冲突的背景下，作为中东地区大国的伊朗对利比亚政策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在利比亚冲突初期，伊朗明确支持反卡扎菲政府活动，同时严厉谴责北约的军事干涉行径。从伊朗对利比亚局势的定性上看，伊朗认为利比亚民众的反政府抗议活动是“伊斯兰觉醒”的一部分。从伊朗的外交政策来看，伊朗历来反对美国干涉中东地区事务，认为美国的干涉终将威胁伊朗。卡扎菲政权倒台后的早期，伊朗对利比亚采取不介入政策，利比亚东西对立当局形成后，伊朗总体上执行中立政策，尽管2020年后开始出现伊朗加大对利比亚西部当局支持的迹象。利比亚本不是伊朗地区外交的重点，利比亚冲突的外部介入国家与伊朗关系复杂，它们在利比亚持续争斗对伊朗总体有利。在此情况下，伊朗执行相对中立政策能够较好地维护自身利益。

通过对利比亚东西对立格局形成后伊朗对利比亚实施中立政策的原因进行分析，再依据从特殊到一般的思维原则，可以归纳出一般性结论：一国对内部存在两个对立当局的国家实施中立政策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冲突国不是该国外交政策的重点，二是冲突国外部干预力量形成对立的且势均力敌的两派。这一结论有助于理解美国等其他国家的利比亚政策。

2020年之后伊朗对利比亚的中立政策开始出现偏向西部当局的迹象。在中国斡旋下，沙特和伊朗和解带动了中东其他国家间关系关系的和缓，这可能会对利比亚局势产生积极影响。在此情况下，伊朗相对中立的利比亚政策的发展值得进一步关注。

本文分析了利比亚冲突三个不同时期内，伊朗对利比亚政策的动因及表现，可以作为外交政策理论研究特别是中立外交理论研究的案例。本文对“政策特点”的归纳基于丰富而可信的证据，弥补了已有成果中的相关论断因无证据支撑而可信度或准确度低的不足。同时，本文按利比亚冲突不同时段对伊朗的利比亚政策的阶段性特征进行归纳，对政策动因基于现实主义理论进行了演绎推导，从而避免了已有相关成果中存在的论述系统性不强、个别论断相互矛盾等问题。通过对伊朗对利比亚政策的分析可知，利比亚冲突之所以长期持续与该国内部和外部矛盾相互叠加、相互强化有很大关系，为此国际社会特别是大国应该加强合作，努力推动地区国家间和解，为早日结束利比亚冲突做出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