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建企业的国际化之路

中国基建企业的国际化道路

历程、现状与展望

二

中国基建企业国际化的发展现状

自2000年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境外工程承包业务持续快速发展。特别是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优先发展领域，不少中国企业获得了宝贵发展机遇，加速成长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化企业。

如今全球知名的华为公司，国际化之旅可以用“跌跌撞撞”一词来形容。海外创业之初，华为根据自身能力和中国外部市场环境，首先选择进入技术壁垒较低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待站稳脚跟并掌握与爱立信、诺基亚等美欧电信巨头竞争的诀窍后，再渐次进入发达国家市场。尽管发展中国家的网络基础设施相对较差，市场门槛相比发达国家也低得多，但来自美欧企业的竞争仍非常残酷。华为采取的市场策略被称为“土狼战术”：通过高投入的研发，获取产品在技术和性价比方面的领先优势，并借助大规模席卷式的营销手段迅速占领市场，在最短的时间内形成“研发—产品—市场—研发”正反馈的良性循环，利用“机会窗口”获取超额利润，继续投资优化产品，敢于驾驭激烈的价格竞争，进一步扩大和巩固市场主导地位。事实证明，华为这一策略是成功的。

三峡集团在成功建设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后，深感不能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企业已有的巨大体量单纯依靠国内市场难以进一步发展，必须尝试着走出国门，到更加广阔的国际水电市场上施展拳脚。经过艰苦努力，三峡集团境外业务布局深入到以巴基斯坦为中心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以葡萄牙和德国为中心的美欧发达国家市场、以巴西为中心的南美洲市场等，涉及水电、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板块，截至2020年底发电总装机逾1500万千瓦，有力带动了中国水电产业“走出去”。

招商局港口控股有限公司（简称“招商局港口”）是中国最大的港口开发、投资和运营商，企业发展与中国经济和对外贸易发展高度相关。面对国内港口市场饱和、增长逐渐放缓的趋势，招商局港口决定将开拓海外市场作为企业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持续加快国际化步伐。成功推进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科伦坡港、吉布提港等大型基建项目，布局南亚、非洲、欧洲及南美洲等地区。截至2020年底，共投资参资26个国家和地区的50个港口，朝着成为世界一流的港口综合服务商稳步迈进。

三、中国基建企业国际化面临的风险挑战  当前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正处于深度调整期，经济增速放缓、新冠肺炎疫情等使得全球价值链融合受阻，产业链脆弱性暴露，逆全球化思潮泛滥，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规则重构竞争加剧。由于国际市场各种复杂因素交织影响，中国企业在海外运营的风险大于国内市场，风险管控决定着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成败。全周期的国际工程项目建设内容复杂、工程周期长、项目要求高，还可能包含特定服务贸易，其实施过程难以一帆风顺。不少中国企业“走出去”交的第一笔“学费”，往往是风险控制不到位造成的。但也正是通过应对各类突发安全事故和社会冲突影响，积累实践经验，持续强化风险管控能力，中国基建企业才打造出一批“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团结”的优秀海外项目团队，有效克服各类风险挑战，不断发展和壮大企业。

1.亚非拉市场基本配套条件不高，需要中国企业因地制宜采取符合当地特点的合作模式

不少发展中国家对促进经济增长、改善民生条件有迫切需求，但相关基础设施匮乏落后，形成较大瓶颈制约。这一方面是囿于有关国家的财政及融资能力，建设资金投入严重不足，另一方面是已建成基础设施的后续运营缺乏相应的管理技术人才。在目前形势下，单纯延续传统的“交钥匙”工程实施模式，已难以完全满足境外市场的客观需求。同时，全球基础设施开发模式加快转变，新模式、新路径不断涌现，各基建强国企业围绕市场的竞争十分激烈，中国企业现有的体量、能力和市场地位等因素决定了不能永远停留在承包商或EPC业务层面，必须根据目标国实际情况，转向采用投资、建设、运营一体化的管理模式参与境外工程项目，实现企业转型升级为开发商、承包商和运营商一体化的综合性建设投资集团。

2.中国企业管理架构仍需进一步适应国际竞争要求

3.中国企业内部恶性竞争问题亟需解决

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有一个痛点无法回避，就是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美欧基建市场门槛较高，中国企业一度很难进入承揽项目，加上美欧主要基建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早，积累了先发优势，导致中国企业只能扎堆进入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中低端市场，经常出现几家甚至十几家中国企业同时竞标的情况；部分企业为了拿到订单、积累业绩，干脆采取低于成本报价的策略，造成严重内耗和恶性竞争，破坏了市场秩序。尽管中国政府针对该问题进行了宏观指导，采取很多办法加强行业和企业协调，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尚未完全消除这一顽疾。

从历史纵深的角度看，一方面可以理解企业当时开拓海外市场所面临的恶劣竞争环境，不应事事苛求；另一方面确实应该剖析案例，认真总结经验教训，避免重蹈覆辙。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中国相关法律法规日益完善、企业内部管理逐步优化、国际化水平不断提高、企业间互动更加成熟克制，中国基建企业的竞争方式也将更加规范、有效、可持续，从而形成良性竞争。

4.美欧在基础设施领域与中国竞争加剧

四、中国参与全球基础设施建设展望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面对世界政治经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平与发展仍然是世界的主题。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市场体量已十分庞大，发展模式需要进行一些调整，要更多地依赖国内大市场来完成经济发展的循环，这是基础，也是立足点。同时，也不能忽视和国际上的经济交换，这是重要的补充，能扩展中国的发展空间。国内国外是相辅相成的，忽视任何一方面都不能实现更好的发展。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战略的提出，正是中国在面临国际规则重构的情况下做出的稳健和理智的判断。如果能在国内国际形成一种良性互动的局面，一方面国内市场更加畅通、障碍减少，另一方面中国对世界大门越开越大，并持续推动世贸组织改革与区域合作，加强基础设施领域互联互通，中国完全可以在全球化的调整期继续保持经济社会稳定发展。  应当看到，在国际循环方面，国际基础设施建设市场仍有很大拓展空间。比如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的发展都需要在5G通信、风能、太阳能、节能建筑、交通设施等基建领域加大投入，这为中国经济发展和中国企业“走出去”实现国际化提供了很多新机会。世界各国对基础设施的需求依然旺盛，但受新冠肺炎疫情和地缘冲突导致经济衰退影响，各国又普遍存在建设资金筹措难的问题，如何破解融资瓶颈，真正将机遇转化为现实，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从前期实践看，支持和鼓励企业通过产融结合创新合作模式，逐渐成为各国政府努力倡导和推动的重要方向。2015年10月，全球基础设施中心（Global Infrastructure Hub，GIH）在二十国集团（G20）框架下成立，致力于进一步促进各国政府、私营企业和金融机构开展合作，完善国际基础设施市场的融资运作机制。同时，G20成员国工商界人士强调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对解决融资瓶颈的重要作用，建议政府提升基础设施投资的生态系统，尤其重视吸引社会资本投资基础设施。  目前，中国政府通过设立专项优惠贷款、成立专项基金、倡议设立金融机构等方式对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给予支持，鼓励企业创新融资模式，打通建设资金瓶颈。中国政府主导成立了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并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提供投融资支持。从企业层面来看，为增强自身国际竞争力，很多国际承包商在具体实践中大力推动产融结合，以BOT、PPP等多种形式开展基础设施投融资，并进行海外股权投资、兼并收购等投资业务，推动其海外投资业务创新发展。很多中国承包商越来越重视产融结合对其投资业务的促进作用，通过产融结合参与海外项目投资与建设，完善海外市场和全球布局，实现自身经营战略调整和发展模式转型。产融结合逐渐成为国际承包商实现自身多元化和跨越式发展的重要途径和手段。  在当前和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基础设施作为全球公共产品，其建设运营仍存在着特殊性和外部性，需要各国政府、金融机构和相关企业共同发力，寻找符合各国实际的商业模式，创造性地推动产融结合，为全球基础设施市场化运作和国际合作提供新的发展契机和动力。

国际社会可在以下三个方面共同努力：

1.创造鼓励投资的政策环境

各国政府应努力消除贸易投资壁垒，积极推动基础设施的标准化投资项目，方便外国投资者参与，营造公平、透明、开放、有序、稳定的投资环境，为具体项目落实和融资汇兑创造便利条件。培育和完善与基础设施项目开发相关的风险投资基金，支持创新型融资机制的建立，鼓励外来投资和私人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市场，为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2.创新金融产品和项目实施模式

大力推动BOT和PPP模式发展，以政府投资作为种子资金，给予必要的配套政策支持，吸引和带动商业性股权投资基金和社会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建设领域。金融机构应当优化融资模式，加强产品创新，探讨灵活高效、丰富多样的融资产品，可通过银团贷款、项目融资、股权融资等方式支持基础设施项目的实施；也可开发项目所在国或区域内证券市场，增加企业融资渠道、提升融资能力，降低基础设施投资风险。

3.发挥多边金融机构和多边合作机制的作用

多边金融机构自有资金规模庞大，运作规范透明，对区域内大型复杂基建项目的实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比如世界银行成立的“全球基础设施基金”（Global Infrastructure Facility，GIF），通过多边金融合作、联合融资和股权参与等多种方式整合各方优势资源和融资产品，推动发展中国家复杂基建项目的实施和落地。与此同时，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亚欧会议、二十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合作机制也为国际基础设施合作搭建了广阔平台。各国政府应充分利用现有平台或机制，充分发挥相关国际论坛、行业组织的促进作用，为基础设施的国际合作提供有效的支持和服务。   总的来说，中国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充分证明，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必将促进人员、货物、信息的便捷流通，从而带动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基础设施将继续对各国经济发挥重要的拉动作用，对社会发展起到基础支撑作用，中国基建企业“走出去”仍然处于大有可为的机遇期。中国基础设施建设一路高歌猛进，高铁、电力、通信等已处于世界先进水平；中国企业凭借开发、建设、运营国内外大型基础设施的雄厚积累，带动大国重器走出国门，在项目规模、技术难度、服务附加值等方面快速提升，日益形成以设计能力、管理能力、技术能力、交付能力为核心的企业竞争力，越来越受到合作各方及国际社会的认可，树立起良好口碑。只要中国坚持将技术先进、性价比高的基建实力与海外庞大的市场需求相结合，就一定会产生巨大的力量，促进各国携手共同发展。  面向未来新发展阶段，我们有信心看到中国基建企业牢牢把握世界经贸发展大势和行业发展新趋势，立足国内、放眼世界，科学制定市场拓展新策略，优化组织管理模式，提高把握国际规则和开拓国际市场的能力，防范国际市场风险，不断提升国际竞争力，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在国际经贸新格局下深化与各国的互利共赢合作，不断为国际基础设施的发展作出新贡献。

作者：张向晨 国家商务部（本文原载《国际经济合作》2022年第3期）

我国企业在国际新基建市场中

的机遇和挑战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到来和新兴技术手段的逐步兴起，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已逐步成为基建布局的重点领域。 新基建的重点是信息基建，核心是数字基建，具有新技术、新高度、新领域、新模式、新业态、新治理等特征，充分发挥了数字对经济发展放大、叠加、倍增、融合等作用，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形成新的产业体系和产业生态。目前，世界各国不仅关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对内布局，同时也开始着手强化全球层面的战略布局。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数字经济展望》，有34个经合组织成员国制定了国家数字化战略，24个经合组织成员国制定了人工智能战略，众多经合组织国家发布了国家5G战略。

国际新基建市场竞争格局

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们对高质量服务的需求不断提高，基础设施建设成为了各国政府的重点关注领域。 新基建作为一种新兴的基础设施建设方式，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广泛关注。据统计，5G基础设施市场全球规模将从2022年的440亿美元增长到2023年的560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到27.3%。预计到2025年，全球新基建市场规模将达到4.2万亿美元。

目前，国际新基建市场竞争格局主要分为美国、欧洲、日本和中国4个主要市场。其中，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其在新基建领域的投资规模最大，提出了万亿基建法案，主要涉及交通基建、数字基建和绿色基建等领域，并进一步加强了人工智能、大数据和电动汽车充电桩等新基建领域的国内布局。在《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案》中，美国计划投资75亿美元建立全国电动汽车充电网络。2020年发布的国家人工智能战略，承诺将人工智能领域的研发投资增加一倍，并建立国家人工智能研究所、国家人工智能战略办公室，致力于加强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导地位。

欧洲则在智慧城市、智能交通和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处于领先地位，重点关注高性能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技术研发型基础设施，并制定了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重点领域实施计划。例如，在高性能计算领域，成立高性能计算联盟机构，并计划在2033年前投资70亿欧元重点攻克高性能计算系统；在数字化基建领域，《欧洲数字化十年规划》提出到2030年实现千兆宽带联接全覆盖、人口密集地区5G网络全覆盖、尖端半导体产量占全球比重20%、拥有第一台量子计算机，以及3/4的公司使用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多个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目标。

日本在高速铁路、核电站和智能制造等领域拥有较强的竞争力，提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计划，涉及完善5G移动通信系统、光纤网络建设等内容。其中，日本上调5G人口覆盖率目标，计划2023年底前达到95%。

中国在5G、数字基建、人工智能和新能源等领域拥有明显的优势。预计到2025年，我国5G基站建设量约500万个，5G基站直接投资将达到2.5万亿元，5G全产业链相关投资将超过5万亿元。5G基站基础设施将带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高清视频等多类型终端和应用市场的快速增长。

国际新基建发展趋势

目前，新基建市场主要以数字基建、智慧城市、绿色基建和交通基建为主要领域。其中，数字基建是新基建的核心领域之一，是其他领域的基础。智慧城市和绿色基建则是新基建的重点领域，主要解决城市发展和环保问题。智慧交通是新基建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解决城市交通拥堵和物流问题。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新基建市场规模会不断扩大，从发展趋势来看，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和可持续化将成为新基建的核心特征，结合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转型的特点，新基建将更加注重可持续发展，重视环保、节能和资源利用，为经济社会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提供基础支撑。

我国企业在新基建领域的科技优势

近年来，我国在新基建领域取得了显著的科技进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5G技术

我国是全球5G建设的领头羊，截至2022年底，中国已建成全球最大的5G网络，累计开通5G基站超过260万个，覆盖全国所有地级市城区和县城城区，5G手机用户也超过了3.84亿人，占全球总数的70%左右。全球5G通信行业的竞争企业主要集中在华为、爱立信、诺基亚和中兴通讯，中国企业占据2家。华为是全球最大的5G基础设施供应商，拥有全球28.7%的5G通信设备市场份额，在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5G服务。在5G技术领域拥有超过3000项专利，是全球最大的5G专利持有者。华为的5G产品包括5G基站、5G核心网设备、5G路由器、5G交换机、5G光传输设备等，涵盖了核心网、无线接入网、传输网等各个环节，支持多种制式和频段。其中5G基站具有小型化、轻量化、智能化等特点，能够适应各种复杂环境的部署需求，在全球具有领先优势。

二、高铁技术

我国高铁发展虽然比发达国家晚40多年，但经过几代铁路人接续奋斗，已经实现了从无到有、从追赶到并跑再到领跑的历史性变化，我国已经成功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现代化水平最高的高速铁路网，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世界先进高铁技术体系，打造了具有世界一流运营品质的中国高铁品牌。无论从规模、速度，还是舒适性上，中国高铁都能领先全球，尤其是以中国铁路总公司研发的复兴号高速列车为代表的高铁技术创新在中国装备制造领域和世界高铁创新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目前，中国高速铁路运营里程3.79万km，居世界第一；中国最快的CR400AF型高铁列车运行时速可达350km，是世界上运行速度最快的列车之一；在核心技术领域如轨道、信号等具备很强的自主创新能力，并在无缝钢轨技术基础上发明了独特的电阻加热焊接模式，保障了高铁的安全运行。这种自主研发能力使得中国高铁技术不断创新并快速迭代更新，远远领先其他国家。

三、新能源技术

近年来，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技术不断创新，产业生态不断优化，续航里程、能量密度以及单车的性价比等综合技术指标都在全球处于领先的地位。中国已累计建成了398万个充电桩、1625座换电站，形成了全球最大规模的充换电网络。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一直保持高速增长态势，连续8年位居全球第一。中国新能源品牌车企上汽集团，动力电池企业宁德时代、比亚迪，新能源充电桩企业特来电、星星充电等企业，在全球相关领域都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其中宁德时代和比亚迪在全球动力电池份额排名中分别位列第一、二名。

我国企业在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技术方面也具有全球竞争力。过去十年，中国风电、光伏发电装机规模增长了12倍左右，已分别达到3.48亿千瓦、3.59亿千瓦，占全球风电、光伏装机总规模的1/3以上，多年稳居世界第一。中国已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新能源技术研发和装备制造产业链，现有7家风电整机制造企业位列全球前十，光伏产业为全球贡献了70%以上的产量。新能源光伏企业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我国专门从事太阳能光伏产品研发和制造的公司，是全球单晶光伏全产业链龙头。金风科技在2022年全球风电整机企业中超过维斯塔斯，登顶全球榜单。

我国企业在新基建领域的不足

一、关键核心技术能力欠缺，缺乏自主可控性

与传统的基础设施相比，新基建具有十分显著的科技属性，对先进技术的依赖性很强。尽管我国企业在5G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但我国在很多关键核心技术上都缺乏自主可控，无论是在底层架构标准上，还是在上层生态构建上都缺乏足够的话语权。目前新基建多领域核心技术能力仍存在短板，如人工智能产业链条初步形成，但在底层算法、开源框架上基础比较薄弱；工业软件、工业控制系统和工业网络上的自给率都非常低，核心电子元器件、高端芯片、基础软件方面过于依赖发达国家等。我国在关键核心技术上缺乏自主可控，不仅会对新基建的推进造成阻碍，还会带来很多安全隐患。尤其是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之下，某些技术的断供就可能引发“卡脖子”，让整个设施、整条产业链瘫痪。

二、国际新基建一揽子建设和服务能力不足

新基建涉及到的智能交通、智慧城市、智慧园区等大型群体项目由需求驱动，具有较强的商业化和市场化特点，需要为业主提供规划、设计、融资、建设、运营全产业链服务，服务对象往往是老百姓，投资收益有较大的不确定性，这对承包商综合能力要求较高，而我国企业在融资、运营维护能力以及抗风险能力等方面有所欠缺。目前新基建领域的相关投融资机制仍不完善，导致我国大部分国企、民营企业和社会资本对“新基建”领域的合作存在很大顾虑。

三、面临网络信息不安全带来的保护壁垒

新基建往往涉及网络、信息、数据安全等问题，各国普遍重视国家信息安全问题，有的国家对新基建领域实施相对严格的清单管制，有的国家为加强信息安全性，甚至提出“信息国产化”，比如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都对电信服务设置了准入门槛，泰国要求国外企业必须与本地公司合作，签订特许收入分成协议，马来西亚则要求必须收购本国公司股份，这些限制措施使得我国企业在海外新基建市场步履艰难。

对策建议

一、强化顶层设计，攻克关键技术

充分发挥国家作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组织的作用，优化决策机制，突出战略目标导向，创新项目组织模式。加大关键核心技术和基础研究的投入，解决信息基建所涉及的“卡脖子”问题，综合发挥政府、研究机构和企业的力量，加强信息基建相关的重点实验室建设，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等共建研发机构和联合实验室，加强面向信息基建和行业共性问题的应用基础研究，促进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充分发挥企业的创新带动作用，以共同利益为纽带、以市场机制为保障，激发各类企业积极性，联合开展技术攻关，针对“新基建”中最为重要的关键技术进行突破，以弥补目前存在的各种短板。

二、创新商业模式，整合全产业链

我国企业在开拓国际新基建市场过程中，不能单打独斗，必须齐心协力。一方面要做好充分调研，加强项目前期规划和论证，结合企业自身核心优势，选择具有竞争力的市场和领域开展业务，积极向投建营一体化业务模式转型升级；另一方面要积极发挥整合能力，聚集产业链相关各方，以联营体的方式构建价值平台和利益平台，弥补企业自身不足，共同抵抗风险，通过管理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提高企业一揽子建设和服务能力，带动更多市场主体参与新基建建设，打造互利共赢的新基建生态。

同时，政府要不断完善新基建领域投融资机制，为国有企业和民营科技企业合作创造有利条件，破除民营企业进入新型基础设施投资领域的隐性障碍，采取包括税收减免、融资优惠等多种政策措施激励多种市场主体，最大限度调动社会资源和民间资本参与其中，发挥产业投资基金的引领带动作用，吸引阿里巴巴、百度、华为、腾讯等民营新科技公司投向新基建领域，以股权和债权等多种形式，共同参与海外新基建项目建设。

三、制定安全标准，优化营商环境

我国企业要提前布局，结合自身新基建领域的优势，抓住窗口期，争取在全球基建领域竞争中抢占先机，发挥引领作用，同时积极探索与欧美等发达国家在新基建领域的合作空间，为开拓国际新基建市场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在有准入限制的国家，我国企业应禀承“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与东道国组成互联体共建项目，合作制定新基建标准，提升合作水平，实现共赢。同时，我国政府和企业应制定统一的工业互联网大数据管理、服务和安全体系标准，保证新基建项目建设和运营过程中的信息安全性，让东道国免除后顾之忧。

结语

新基建作为一种新的基础设施建设方式，在未来的发展中会更加注重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和可持续化，并借助5G通信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云计算技术、新能源技术和自动驾驶技术等关键技术，为新基建的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和支撑。我国企业虽然在新基建领域拥有科技实力和市场竞争能力，但仍需要进一步加强研发创新、人才引进和市场开拓，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不断提升自身竞争力，同各方共同努力，共同推进国际新基建的建设和发展。